1973年冬天，北京外交部的一间办公室里，章含之正面对一段迟迟无法作出决定的婚姻。此时的她还没有想到，几年前毛泽东当众说出的那句重话，会成为她重新安排人生的一把钥匙。
这句话并不委婉：“你没出息！你好面子！”听起来像是批评，背后却是对一个人长期困在婚姻困局中的提醒。章含之与洪君彦的关系早已出现裂痕，只是双方都顾虑名声，谁也不愿主动迈出那一步。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离婚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许多人宁愿维持表面上的完整，也不愿承受旁人的议论。对章含之而言，真正束缚她的，未必只是婚姻本身，还有“别人怎么看”这层沉重压力。
毛泽东并非不了解这种压力。他却没有绕弯子，而是直接把问题挑明。章含之听完后回答：“主席批评得对，我回去就办。”这句话说出口，意味着她开始把自己的生活，从他人的评价中重新拿回来。
有意思的是，这场谈话后来牵动了乔冠华。乔冠华听说章含之准备离婚，便打电话询问情况。两人原本只是工作上的相识，随着通话增多，彼此的了解也渐渐深入。乔冠华甚至用英语表达心意：“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段感情并没有一开始就顺利。乔冠华当时已经60岁，章含之37岁，两人相差二十多年；一个是外交领域的重要人物，一个是外交翻译和教师，年龄、身份以及舆论，都足以让章含之反复权衡。
她曾经拒绝过乔冠华，也担心离婚后再婚会被人议论。乔冠华写信劝她，不必为了所谓名声牺牲真诚感情。他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职位和声望，而是两个人是否愿意承担共同生活的责任。
章含之最终作出决定。离婚后，毛泽东还让工作人员送去一筐红苹果，表示祝贺。这个细节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并不是因为苹果多么特殊，而是因为它带有一种明确态度：不要把已经结束的生活，继续当作必须守住的体面。
章含之与乔冠华于1973年12月11日结婚。婚姻只维持了十年，却成为她一生中极重要的一段经历。1983年9月，乔冠华病重，章含之陪伴他度过最后一个中秋节。她托人买来两块月饼，乔冠华只吃了一小口，便对她说：“你和我，十年了，苦了你。我要说的话，你都明白。”
第二天，乔冠华病逝。章含之让朋友剪下他两鬓的两缕白发，并说：“快了，我也快是你喜爱的颜色了。”这句话没有铺陈，也没有解释，却留下了一个相伴十年的妻子对亡夫最直接的回答。
章含之的人生转折，早在更早以前已经埋下伏笔。她的养父章士钊，曾是民国时期颇有影响力的政界人物和文人。1918年，毛泽东初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章士钊担任过图书馆主任。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经费困难时，毛泽东曾向章士钊求助。
章士钊组织各界筹款，募集到两万银元，帮助一批青年学生解决了出行和生活问题。毛泽东一直记着这份帮助。1963年12月，他在中南海为湖南乡亲举行寿宴，章士钊受邀参加，并带着女儿章含之同席。
那时，章含之已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毛泽东得知她从事英语教学，便请她利用周末时间辅导英语。章含之因此成为他的英语教师，持续了一年多。毛泽东学习时并不总是耐心，有时会从单词转到历史掌故，但他的学习态度十分认真。
还钱一事，也体现了他的性格。毛泽东曾对章含之说：“告诉行老，我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清两万元。”不久后，章士钊果然收到第一笔款项。两万元还清后，毛泽东仍继续给予帮助，直至章士钊去世。
章含之的童年并不安稳。她出生于1935年，幼年经历战乱，先后在上海等地生活。1949年，她随章士钊到北京读书，进入贝满中学。由于早年长期缺少父亲陪伴，她与章士钊关系疏远，后来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父女之间才逐步有了更多理解。
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后，人生方向再次改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她参与学校教学工作调整，随后调往外交部，担任外交翻译。工作环境的变化，使她接触到更广阔的外交事务，也让她与乔冠华有了更多正式交往。
1983年以后，章含之独自生活了二十五年。2008年1月26日，她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她的一生，既与章士钊、毛泽东等人的历史交往相连，也在几次私人选择中显出鲜明性格：不善于低头，却曾长期困在“面子”二字里；一旦决定离开，又没有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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