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20日，南京，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把一份关于中国应付时局的建议交到蒋介石手中。纸面上没有硝烟，内容却直指一个问题：如果中日全面开战，中国凭什么撑下去？
这份建议后来常被概括为“持久战”和“以四川为抗日防地”。不过，若把它简单说成德国人替中国设计了全部抗战方针，也不够准确。法肯豪森提供的是军事判断和防御框架，真正作出政治决断、调集军队并承担后果的，仍是中国方面。
法肯豪森出生于1878年，是德国旧贵族军人家庭出身。一战前后，他长期在军队任职，曾研究东方事务，也在日本担任过武官。正因为接触过日本军队，他对日军的组织能力、训练水平和进攻特点，有着比一般欧洲军人更直接的认识。
1934年，法肯豪森来到中国，成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1935年，他接任顾问团团长。当时的中国军队装备杂乱、训练程度不一，中央军中少数部队开始接受德式训练，军械、编制和战术也在逐步调整。
有意思的是，法肯豪森并不是只盯着武器。他看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铁路和公路运输能力有限，沿海又容易遭受日本海军威胁。因此，在他的判断中，中国不能幻想依靠一次会战解决问题，更不能把全部兵力押在华北或沿海。
那份建议提出，应当准备兵力集结地域，设置前后抵抗线，并把西南地区作为长期支撑点。四川地形复杂、人口较多，远离日本海上力量直接打击，具备建设后方和维持战争生产的条件。云南方向则关系到对外交通，滇越铁路等通道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当然不是在1935年才想到西南。早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便开始经营西南交通、兵工和后方基地。法肯豪森的价值，在于把这些分散的考虑纳入一套较完整的军事防卫构想，并明确提醒中国：日本才是最直接、最危险的外部对手。
全面战争来临后，这种判断很快遇到现实检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法肯豪森曾参与华北防务方面的讨论。但平津局势发展太快，相关部署未能充分展开。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成为中日两军正面碰撞的核心战场。
蒋介石为何把中央军精锐投入上海？原因不只是守一座城市。上海拥有重要的工业、金融和交通条件，又有多个国家的利益牵连。在这里抵抗，可以向国内外表明中国不会轻易屈服，也能迫使日军把大量兵力投入长江下游。
法肯豪森没有停留在南京观望，而是带领顾问团前往上海，参与防务意见。中国军队投入第36师、第87师、第88师等受德式训练影响较深的部队，依托工事与阵地反复抵抗。装备和火力处于劣势，官兵伤亡十分严重，但日军原定的快速取胜并未实现。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持续到11月，历时三个多月。中国军队最终撤离上海，却使日军付出较大代价，也为后方转移争取了时间。这里必须说清楚：战场上的坚持，根本依靠的是中国官兵的作战和牺牲，德国顾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训练、工事和战术建议上，不能颠倒主次。
上海失守后，法肯豪森又参与南京防卫意见的制定。但南京距离上海过近，日军推进迅速，中国军队难以在短期内完成重新部署，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战略构想并不等于战场必胜，后勤、兵力和制空权的差距，往往会让再周密的方案也受到限制。
台儿庄战役前，防守思路又出现分歧。蒋介石方面倾向于守住徐州等要点，法肯豪森则更强调避免处处死守，诱使日军深入，再集中兵力打击。1938年春，日军在台儿庄方向冒进，中国军队抓住机会实施包围，取得抗战以来一次重要胜利。
有人问：“既然顾问团如此重要，为何后来离开？”答案在欧洲。德国与日本的关系逐渐靠近，日本方面不愿看到德国军事人员继续帮助中国。德国政府随后召回顾问团，并减少对华军事合作。1938年7月，法肯豪森奉命离开中国，蒋介石安排何应钦等人前往送行。
法肯豪森带来的，不是一套可以照搬的胜利公式，而是对战争性质的冷静判断：以空间换时间，以西南保存实力，以交通和工业支撑长期抵抗。至于这套设想能否落地，还要看中国军队能否守住阵地，后方能否持续供给，政治力量能否承受漫长战争。德国将军提出了框架，中国军民则用血肉把“持久”二字变成了战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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