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5日，浙江杭州湾北岸，日军第十军突然登陆。此时的淞沪战场，国军主力仍被牵制在上海一线，前方官兵已经连续作战近三个月，许多部队伤亡过半。杭州湾方向一旦被突破，上海守军便有了被南北夹击的危险。
这场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持续到11月12日，前后投入兵力规模巨大。中国方面动员了数十万军队，日军也不断从本土和朝鲜等地增援。关于国军伤亡，何应钦回忆为30余万人，但具体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学界一直存在差异。可以确定的是，国军精锐损失极重，许多部队还没有来得及补充，就被重新投入战场。
淞沪会战最初并不是一场单纯的被动防御。8月中旬，国军曾试图迅速消灭上海日军据点，夺回战场主动权。战斗在市区、码头、工厂和河道附近反复展开，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国军在武器、火力和空军力量上处于明显劣势，却不得不依靠密集兵力与日军争夺每一处阵地。
有意思的是，战局变化并不只发生在前线，也发生在指挥层的判断之中。日军增援部队从吴淞、宝山等地登陆后，国军由主动进攻转为艰难防守。到了10月，前线不少将领已经认为上海难以长期坚守，主力应当逐步撤出，保存有生力量。
但撤退没有及时展开。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金山卫一带登陆。这个动作改变了整个战场态势。上海守军的侧后方受到威胁，原本可以分阶段撤离的部队，只能在压力下急速后退。道路拥堵，建制混乱，车辆和火炮难以通过，部分粮秣与器材被遗弃。许多伤亡，并非全部发生在坚守阵地时，也发生在撤退途中。
陈诚后来评价淞沪会战，提出“所得大于所失”。他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淞沪战场的长期抵抗，确实打破了日军希望迅速结束战事的设想，也使日军付出了较大代价。日军需要持续调集兵力、弹药和运输力量，战事没有按照其预想的速度推进。
更重要的是，上海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战事，为部分工业设备、技术人员和物资向内地转移争取了时间。抗战初期，许多工厂拆卸机器，沿长江、铁路和公路向西南迁移。这个过程极其艰苦，却为后来的持久抗战保留了一部分工业基础。若只看战场得失，往往容易忽略这些不在枪炮声中的行动。
然而，把淞沪会战概括为“将日军由北而南改成由东而西”，仍需要谨慎。1936年底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确实把上海作为长江下游的重要防御区域，并要求在形势不利时逐步退守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一线。其主要目的，是消灭或牵制上海日军，保卫南京和长江下游，而不是后来一些回忆中所说的完整战略构想。
陈诚的相关回忆形成于战后，带有对既有决策重新解释的特点。回忆录能够提供重要线索，却不能替代当时的作战命令、会议记录和战场电报。把战役结果解释成早已设计好的战略布局，容易把临战应对说成周密谋划，也会掩盖决策过程中存在的犹豫与失误。
淞沪战场的另一个问题，是持久战原则与具体作战方式之间出现了矛盾。抗战需要保存实力、依托纵深，不能把所有精锐一次性投入城市争夺。但在实际作战中，国军多次采取增兵硬顶的办法，阵地丢失后又组织反攻，部队因此不断消耗。到了撤退阶段，原先规划的国防线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有人曾问：“既然上海守不住，为什么还要投入这么多兵力？”答案并不简单。上海是中国经济、交通和对外联系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放弃过早，可能造成政治与军事上的连锁震动；坚守过久，又会让主力陷入包围。问题不在于是否抵抗，而在于何时转入有计划的撤退。
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失陷，与淞沪撤退失序有直接联系。大量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后已疲惫不堪，补给、整编和部署时间都十分有限。南京保卫战随后展开，但守军难以恢复完整战斗力。淞沪会战的损失，因而不只是伤亡数字，还包括军队组织、装备储备和士气所遭受的打击。
所以，陈诚所说的“得大于失”，可以解释淞沪会战在战略层面的若干客观作用，却不能抹去战役指挥中的问题。它既延缓了日军速胜企图，也重创了中国军队的骨干力量；既为部分内迁行动提供了条件，也让南京防御陷入仓促被动。若只说惨败，容易忽视抵抗所产生的影响；若只说得大于失，又难以面对30余万伤亡和全线撤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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