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荆州襄阳，刘备尚未真正拥有一块能够长期立足的地盘，身边的关羽、张飞虽勇，却难以填补文武人才不足的缺口。后来有人提出，陈登、牵招、田豫若始终跟随刘备，荆州或许不会失守。这个说法有想象力，但若把史实拆开来看，三人的经历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被关羽张飞挤走”。
陈登与刘备确实有过合作。刘备担任豫州刺史、占据徐州期间，陈登在地方治理、军队调度和联络各方势力方面发挥过作用。刘备曾评价他“文武胆志”，称其才华非同寻常，这不是泛泛的客套。
陈登最突出的本领，是能把地方势力、军队和地形结合起来。曹操与吕布争夺徐州时，陈登没有只守一城一地，而是积极经营广陵，使江淮成为牵制江东的重要方向。史书记载，他曾击败孙策部众，后来又挫败孙权军队。战果或有具体记载差异，但陈登长期让江东感到压力，却是事实。
他还多次提醒曹操，孙权不能坐大。曹操后来感叹没有早些采用陈登的谋划，说明陈登的战略判断确有分量。若只看能力，他当然具备镇守一方的资格，甚至在地方经营上比单纯的勇将更有优势。
但有个时间问题不能绕开。陈登大约在建安九年，也就是204年去世，而刘备取得荆州南部并逐步站稳脚跟，是赤壁之战后的建安十三年至十四年。陈登去世时，刘备还没有后来那块荆州根据地。
这意味着，陈登不可能在关羽镇守荆州时替他承担防务，更谈不上亲自阻止吕蒙在建安二十四年，即219年的袭击。把陈登安排到荆州战场，是后人的历史推演，不是现实中曾经出现的选择。
牵招的情况也不同。他少年时与刘备相识，二人关系确实密切，后世碑刻甚至称他们是“刎颈之交”。不过，东汉末年的人才流动极其频繁，所谓投奔某一方，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家族安危、个人志向和现实机会，并不等于与旧友决裂。
牵招后来进入曹操阵营，在北方边地长期任职。他熟悉乌丸、鲜卑等部族事务，擅长处理边疆军政关系。曹操任命他统领青州、徐州一带军务，说明牵招并非普通幕僚，而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
有意思的是，牵招后来还参与应对诸葛亮与鲜卑势力的联络。昔日旧交分处两方，到了军事对抗中，也只能各为其主。这种选择更多是时代位置造成的结果，不能直接解释成他不满关羽、张飞。
田豫比牵招更早认识刘备。刘备在河北活动时，田豫曾追随左右，刘备对这位年轻人颇为看重。田豫因为母亲年老请求离开，刘备流泪相送，还说遗憾不能与他共同成就大事。
后来田豫先后依附公孙瓒和曹操，在曹魏北方边防体系中逐渐展现才能。代郡战事中，敌军突然冲击，军队一度混乱，田豫利用地形布置圆阵，以弓弩稳住阵脚，再转守为攻。这样的指挥，靠的不是个人武勇，而是临机判断和组织能力。
陈寿评价田豫“规略明练”，认为牵招威名远播，但综合治理能力略逊于田豫。两人长期镇守北方，官职虽不算显赫，实际承担的责任却很重。若把他们放到荆州，未必就能发挥同样作用。将领的价值，不只在个人本领，也在是否熟悉当地人情、粮道和敌情。
至于“被关羽张飞挤走”，史料没有这样的记载。刘备集团早期规模很小，关羽、张飞既是核心武将，也是最早的军事骨干。外来人才若要进入核心，确实需要时间，但这不等于刘备故意排斥他们。
更现实的原因，是刘备长期处于漂泊状态。徐州失守后，他先后依附曹操、投奔刘表，直到赤壁之后才拥有相对稳定的地盘。陈登留在徐州经营地方，牵招、田豫则在北方寻找立足空间，彼此走向不同，并不奇怪。
关羽守荆州失败，也不是单靠换一个将领就能避免。荆州北面要面对曹魏，东面要提防孙权，内部还存在荆州本地豪强和军政关系。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兵力外调，后方防务随之空虚。孙权趁机袭取公安、江陵，糜芳、士仁相继降吴，局势迅速崩溃。
假设田豫或牵招在荆州，或许能加强城防、协调部将，甚至更早识破东吴的行动。但荆州的问题，本质上还涉及刘备与孙权关系破裂、兵力分配失衡以及战略目标过大。把全部责任归给关羽，或寄望三位名将扭转局面，都显得过于简单。
刘备真正缺少的，不只是能打仗的人，而是能够长期留在身边、共同承担风险的完整人才梯队。陈登死得太早，牵招和田豫扎根北方，徐庶、孟建、石韬也选择了曹魏。人才各有归宿，阵营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这样一点点形成的。
至于关羽、张飞是否阻碍了外来人才进入核心，正史没有证据。能够确认的只有一点：刘备早期依靠亲密部曲起家，后来虽然不断吸纳诸葛亮、庞统、法正等人，却始终没有建立足够宽厚的人才储备。荆州失守之前，这个隐患早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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