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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效率部错失了改革的大好机会。
那是疫情暴发最初几个月的事，唐纳德·特朗普很恼火。专家告诉他，抗疟药羟氯喹对治疗新冠无效。他召来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打算纠正这位院长的看法。总统手里有一份颇具说服力的个案证据。“把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给我找来！”他冲着一个跟班喊道。尼克劳斯是一位80岁的前职业高尔夫球手。他告诉柯林斯博士，自己感染了新冠，服用了羟氯喹，随后康复了。“看吧，你看！”特朗普说，“你看！”
柯林斯博士曾发现囊性纤维化的致病基因。他尽量委婉地回应：这并非对尼克劳斯不敬，这位球手或许是高尔夫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但大多数感染这种病毒的人都会康复。只有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才能检验一种药物是否真正有效，而这类试验已经表明，羟氯喹无效。此后，特朗普再也没有召见柯林斯博士进行单独会谈。
要治理好国家，就得获取准确信息，并加以理性分析。特朗普对这些原则的蔑视，正在联邦政府内部日益蔓延。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柯林斯博士不过是得忍受小罗伯特·F. 肯尼迪的一通荒唐说教，听他解释疫苗如何导致自闭症。到了第二个任期，小肯尼迪成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柯林斯博士被迫离开，而麻疹正在没有接种疫苗的美国儿童中蔓延。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挡路者》（Blockers）一书中，讲述了一些联邦雇员试图抵挡特朗普对官僚体系冲击的故事。这些人大多低调、勤勉。埃隆·马斯克及其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却告诉他们，自己任职的部门是欺诈、浪费和“觉醒”那一套的温床，这让他们错愕不已。
刘易斯是一名记者，善于将专业性很强的题材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以往的作品探讨过华尔街，如《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也写过数据与棒球，如《魔球》（Moneyball）。他承认，政府浪费确实是个问题。解雇雇员太难了。他讲述了一名空军雇员玛克辛的故事。她把车停得离消防栓太近，被要求挪车，却拒不照办，倒车时又意外撞上一名警察，随后开车离去。接踵而来的追车事件，竟让一座空军基地在战争期间停止运转。被解雇后，她提出申诉，并且获胜。等到终于回去上班，她发现两名级别更高的军官除了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兼做了她的工作。得知这两人的薪酬比自己高，她便声称遭到了歧视（她是黑人），并提起诉讼，要求加薪。
改革当时有必要，现在依然有必要。遗憾的是，特朗普的那些操刀手并不了解自己试图重新改造的这部机器。刘易斯写道，他们“凭刻板印象思考问题”。典型的政府效率部成员，是一个25岁的技术青年，“巴不得能和埃隆·马斯克呼吸同一片空气，却到这会儿才刚弄明白，美国政府原来分为三大分支”。他们大多是“白人男性，只要想到……其他人群享有不公平的优待，就很容易恼火”。他们“心目中的‘官僚’形象非常简单，那个人看起来就很像玛克辛”。
于是，政府效率部开始大砍大削。它试图解雇所有试用期员工。这些新近录用的人，大多要么年轻，要么掌握着政府急需的技能。正式员工则被许以丰厚的离职补偿。许多很容易另谋高就的人接受了条件，能力较弱的却留了下来。重返办公室办公的规定也被机械地执行。一项研究野火如何蔓延至郊区的项目被政府效率部砍掉了，原因是性能足以支撑其建模工作的计算机，都不在政府办公场所内。
尽管马斯克许下了雄心勃勃的承诺，政府效率部却未能缩小政府规模。但它确实让政府变得更愚蠢了。临床心理学家科莱特·德拉瓦拉（Colette Delawalla）被告知，她的科研资助申请不会获批，因为申请书中出现了“translate”（其中含有“trans”）和“bias”（统计学中的一个基本术语，也用于指责种族主义）。
它还让政府变得更加冷酷。得知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在向一名前塔利班成员支付报酬，马斯克勃然大怒。此人当时正在提供至关重要的情报。马斯克在X平台上曝光了他的身份，随后，这名线人的家人遭到抓捕和酷刑。特朗普的这场革命还压下了表明其政策正在伤害民众的证据，让政府更难受到问责。在他削减对穷人的食品补助后，一项衡量饥饿状况的调查也被取消了。
在刘易斯的叙述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马斯克手下那些精通技术的马前卒，把法律视为需要绕开的障碍，而不是行事的准绳。刘易斯讲述了美国国税局（IRS）首席隐私官凯瑟琳·沃尔特斯（Kathleen Walters）的故事。政府效率部向每一名联邦雇员发出邮件，要求他们各自列出上周完成的五件事，否则就会被解雇。由于侵犯纳税人隐私会构成犯罪，不少国税局员工回信就可能坐牢，不回信又可能被炒鱿鱼。
沃尔特斯与加文·克利格（Gavin Kliger）发生了正面冲突。克利格是政府效率部一名身穿连帽衫的年轻职员，他来到国税局，要求获得访问该局所有系统和纳税人数据的权限。这显然违法。更糟的是，一名由特朗普任命的官员还试图让国税局向移民执法部门提供数百万已申报纳税的非法移民的个人资料。
几十年来，国税局一直向这些人保证：如果他们愿意纳税，积累履行公民义务的良好记录，希望有朝一日能借此争取合法身份，他们的隐私就会得到尊重。特朗普想要他们的地址，是为了给他们戴上镣铐，再驱逐出境。一位上任才一个小时的国税局代理局长，在一个周五晚上发出了这项要求，绕过了那名本应负责把关、说“不”的女性官员。
接到同事提醒后，沃尔特斯在一家比萨餐厅外给这位代理局长打电话，警告她，这项计划违法。两个月后，沃尔特斯辞职了。此前，她曾为躲避克利格，在一间熄了灯的会议室里藏了一个晚上。后来，在得克萨斯州，一队队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探员出现在一个拉丁裔社区，清楚地知道该撬开哪几户人家的门。法院裁定，国税局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共享数据的做法违法。但对许多受害者而言，这一裁决来得太迟；要挽回人们对这套制度的信任，也已经太迟 。■
1. 政府如何失去办事能力？
政府能否预见风险、制定方案并落实政策，取决于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与组织能力。政治学者大卫·E. 刘易斯（David E. Lewis）追溯了美国政府能力衰退的制度根源：公共事务日益外包，责任随承包链条分散，行政考核偏重程序合规。这些问题早于特朗普，却在新一轮裁员与机构裁撤中进一步加剧，其影响也延伸至美国的外交与国际行动能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6年6月18日：《国家能力与美国力量》
2. DOGE到底省了多少钱？
截至2026年7月，DOGE在合同、拨款和租约三类项目中宣称节省约1100亿美元。美国政府问责局审计发现，部分数字有误或缺乏依据。一份被列为节省17亿美元的国防医疗信息技术合同，实际上既未取消，也未缩减。报告将“提高效率”的政治承诺落实为可以核查的问题：节支金额如何计算，合同是否真正终止，公开数据能否支持结论。
美国政府问责局，2026年8月6日：《DOGE节支清单：合同、拨款和租约终止后的节支计算需要更加透明》
3. 科研资助如何受到政治筛查？
一份科研申请经过同行评审后，还可能因措辞不符合政府的政治优先事项而受阻。《自然》记者马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v）报道，高层官员审核与涉及235项词语的筛查，使数百份经过评审的申请陷入行政停滞。部分申请因出现“性别”“气候变化”等词语而被算法标记。报道及其公开附录，为理解政治判断如何进入科研资助程序提供了具体材料。
《自然》，2026年6月26日，次日澄清更新：《拖慢NIH科研拨款的新政治筛查内幕》
4. 纳税资料如何流向移民执法机关？
移民执法部门请求查询逾120万条记录，国税局随后提供了约4.7万人的地址。美国财政部税务行政监察长办公室发现，自动匹配程序未能准确、一致地处理记录，接收方的数据保护问题也尚未全部解决。这份调查揭示了数据共享背后的审核与安全漏洞。报告聚焦操作程序和控制措施，并未裁定协议本身是否合法，应与相关法院判决区分阅读。
美国财政部税务行政监察长办公室，2026年6月4日：《国税局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提供近4.7万人的地址》
5. 真正的政府改革该怎么做？
如何减少浪费，同时保留政府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能力？公共管理学者唐纳德·F. 凯特尔（Donald F. Kettl）介绍了七名前高级公务员提出的改革方案：明确公众需要的服务结果，建立国会与执行人员之间的反馈机制，稳定预算安排，简化妨碍办事的规则，并增强政府自身的技术能力。他们也支持在尊重正当程序的前提下处理表现不佳的员工，将改革成效落实到服务质量、公众体验和公共资金的使用效果上。
《政府行政》，2026年4月8日：《来自内部的见解：前联邦雇员认为政府应当如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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