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卫立煌从延安返回西安并签发了一张手谕。
手谕的内容很简短：“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
这批物资的数量远超国民政府此前每次拨付八路军十万到八万发子弹的惯例，负责执行的兵站分监杲海澜拿到手谕后没有立刻照办，而是去找了军委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商量。
两人一致认为数目太大，决定先向上面请示再说。
消息传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当即判断卫立煌的命令未必能顺利兑现，催促正在西安的后勤部长杨立三抓紧交涉。最终这批弹药还是发了出来，但过程远谈不上顺畅。
卫立煌做出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出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山西战场的军事调度，八路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作战序列划入第二战区。
忻口会战期间，国共两军在同一战场配合作战，卫立煌亲眼看到八路军在敌后袭扰日军补给线，阻击增援部队，为主战场分担压力。
在山西转战途中，卫立煌的指挥部遭遇日军合围，八路军部队及时掩护其突围，双方的战场协作，让卫立煌对八路军的作战能力有直观认识。
1938 年他奉命前往洛阳参加军事会议，原定路线风险很高，便选择绕道陕北，专程前往延安访问。
在延安停留期间，他和八路军领导层多次交谈，参观抗大，了解边区的训练与后勤状况。在得知部队弹药供给长期紧张时，心里记下这件事。
回到西安后，卫立煌没有走正常的军需审批流程，而是直接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写了手谕。
不过，这种做法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按照国民政府的军需制度，大规模弹药调拨需要经过军委会后勤部的批准，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手谕并不足以构成充分授权。
卫立煌未必不清楚这一点，但他更清楚的是，如果走正常程序，这批弹药大概率会被卡住。
后来的情况也证实了他的判断：后勤部的批示最终下来，不同意发放。
但那时弹药已经被提走了，卢佐和杲海澜在卫立煌的一再催促下还是执行了手谕，只是拖了一段时间。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情绪十分激动。
在他的判断里，卫立煌此举已经超出正常战区补给的边界，属于擅自向中共武装输送重型作战物资，存在偏袒友军、破坏后方管控的嫌疑。
不少保守派将领和特务机构也借机上书，指责卫立煌和中共走得过近，要求对其进行查办，撤销职务，追究责任。
但一番权衡之后，蒋介石并没有采取直接罢免或者逮捕的强硬手段，只是多次致电斥责，派人核查物资调拨流程，安排人员暗中观察卫立煌的动向。
那么，蒋介石为何不敢处置卫立煌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1939年1月，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洛阳，下辖十一个集团军，可以调动第二、第三、第九、第十战区的部队，总兵力约两百万人。
第一战区覆盖河南、山西南部和陕西一部分，正面面对华北方面的日军，是当时中国军队在黄河以北最重要的防线之一。
中条山根据地就是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建立和维持的，从1938年到1941年，中国军队依托中条山与日军反复拉锯，卫立煌在军事指挥上的作用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即便对卫立煌的亲共倾向有所不满，也不会在抗战用人之际处置一个手握重兵、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司令长官。
此外，1939年之后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弹药补充逐渐收紧，到年底完全停止。卫立煌那次批的一百万发子弹，放在这个趋势里看，更像是一个短暂的窗口期。
它不代表国共之间在军需补给上达成了什么稳定的安排，也不意味着蒋介石对八路军的限制政策有所松动。
卫立煌的做法更多是基于他个人的判断，他在第二战区指挥作战，知道八路军在敌后承担了多大的压力，也知道弹药短缺对前线意味着什么。
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第二战区的军队受他指挥，凡是打日本的都一样看待。这句话的逻辑很简单，仗要打赢，就不能让能打的部队因为没有子弹而打不了仗。
不过，这件事对卫立煌个人的影响是长远的。
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在此后几年里持续累积，1941年底他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名义上是平调，实际上是削去了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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