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北京，毛泽东接见多年未见的陈玉英。两人握手时，他一眼认出了这位旧日家人，笑着说：“三十年不见了，你还是老样子啊！”一句家常话，牵出了长沙、武昌和板仓的许多往事。
陈玉英没有文化，早年生活贫苦，很小便被送作童养媳，十几岁开始外出做工。旧式家庭里，保姆常被当作可以随意呵斥的人，挨骂受气并不稀奇。她后来走进毛泽东、杨开慧的家，最先感受到的，却不是活计轻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1926年冬，毛岸英四岁，毛岸青两岁，杨开慧又怀着孩子，毛泽东经常外出讲课和从事革命活动，家中需要有人照料。经人介绍，陈玉英来到长沙清水塘一带的毛家。她没有裹脚，也留着短发，这在当时的乡村妇女中并不常见。杨开慧并不嫌弃，反而认为这样的劳动妇女干脆利落。
杨开慧曾对她说：“咱们是一家人，不分主仆。”陈玉英听进了心里。话是否算数，要看日子怎么过。毛家开会时，她负责买饭买菜，杨开慧总会提醒：“孙嫂，也给自己带一份。”这类小事不显眼，却让一个长期受人使唤的妇女，第一次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人来尊重。
有一次，陈玉英把毛泽东讲课时常穿的白衬衣洗了，临出门才发现没有合适衣服，陈玉英急得连声道歉。杨开慧没有责备，毛泽东也说，穿长衫一样可以讲课。另一次，家里的热水瓶被打碎，陈玉英吓得落泪，杨开慧只是安慰她不必放在心上。
信任也体现在钱上。杨开慧让陈玉英买菜，她回来后总把白菜、萝卜各花多少钱，一项项说清楚，生怕被误会。杨开慧却说：“不用讲这么细，我相信你。”在那个主仆界限森严的年代，这份信任并不是客套话。
1927年2月，毛泽东带杨开慧和孩子来到武昌，陈玉英也随之前往。她很少出远门，又听不懂当地口音，曾经外出办事后找不到住处。毛泽东没有责怪她，而是写了一张住址，让她遇到困难时拿给路人看。办法很朴素，却照顾到了她的难处。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转赴井冈山，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板仓。陈玉英继续陪伴母子，照料孩子、操持家务，还常常替家里张罗生活。毛泽东无法按时寄钱后，她不但没有催要工钱，反而拿出过去的积蓄补贴家用。邻居说她遇到了难得的主人，她却回答：“遇到这样的主人，才是我的福气。”
1930年，湖南局势紧张，杨开慧多次转移住处。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捕，陈玉英和年幼的毛岸英也一同被带走。审讯者想从她们口中问出毛泽东的行踪及联络情况，陈玉英始终回答“不知道”。她确实不掌握机密，但严刑之下仍不肯顺着对方的诱导编造说法。
杨开慧受到拷打时，陈玉英曾哭着请求：“你们打我吧，她禁不起。”对方随即把鞭子落到她身上。杨开慧也护着她，说她只是家里的保姆，什么都不清楚。这样的牢狱相处，使两人的关系从主家与佣人，变成了共同承担风险的亲人。
后来，敌人提出只要杨开慧与毛泽东断绝关系，便可以放她一条生路。杨开慧拒绝了。陈玉英明白，眼前这条路几乎没有退路。杨开慧被押走前，曾托她照看孩子。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英勇就义。陈玉英随后仍被关押了一段时间，继续遭到逼问。
获释后，她没有马上把噩耗告诉杨开慧的母亲，担心老人承受不住。消息最终还是无法隐瞒。老人对她说：“开慧没有了，你就是我的女儿。”不久，陈玉英又因继续照料杨家孩子而面临风险，只得离开板仓，回到宁乡老家。
多年里，她很少对外提起那段经历。1949年长沙解放后，陈玉英听说革命队伍进了城，曾想前往寻找毛泽东，却被家人劝住。1950年，毛岸英回湖南为外祖母祝寿，按照父亲的嘱托寻找陈玉英，并帮助安排她的生活，还把她的女儿接到长沙读书。
北京会面时，毛泽东谈起杨开慧，神情明显沉重。他说：“开慧是个好同志。”听到陈玉英讲述狱中遭遇，又感慨革命牺牲很大。谈到当年她不要工钱、拿积蓄补贴家用时，陈玉英很疑惑，毛泽东解释说，是杨开慧在信中告诉了他。
原来，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夫妻二人仍通过秘密渠道通信。陈玉英曾到罗家铺一带收取书信，也帮助传递消息。她未曾加入革命队伍，却因守护一家老小、承担通信风险，并在牢狱中经受考验，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一笔。1978年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期间，邓颖超曾向康克清介绍她，说明她就是当年与杨开慧一同被捕、坚贞不屈的陈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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