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山东、河北交界的清河军区，一间昏暗的屋子里，李干事和王恺被捆在墙边，院外站着一队伪军。两人原本奉命寻找潜伏敌后的联络员杨仲信，此刻却成了待审的俘虏。
枪声已经停了。
李干事的手指还残留着火药味，王恺那支步枪早已被缴走。几名伪军在院中来回走动，偶尔投来审视的目光。谁也没有想到，真正改变局面的，并不是一场突围，而是一张熟悉的脸。
1942年的敌后，日军不断进行“扫荡”，封锁交通，切断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清河军区物资紧缺，弹药尤其难得，战士们除了步枪、手枪，还要使用土制手榴弹。遇到紧急情况，木棍、石块也能派上用场。
在这种环境下，情报有时比子弹更重要。
军分区得到消息，敌军正在渤海湾一带调动兵力，可能发动新的大规模清剿。要判断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方向，必须找到潜伏在敌占区的杨仲信。这个名字，早已不是普通联络员那么简单，他掌握着敌占区内的交通、据点和情报渠道。
李干事负责侦察，王恺协助行动。两人接到任务时，没有多余的装备可供挑选。李干事带了几枚炸药和一支手枪，王恺背上惯用的步枪，随后改换装束，扮成卖枣的小贩。
这身打扮并不体面，却最容易混进乡镇。
两人推着自行车，车上装着几筐枣子。经过哨卡时，他们以烟草、银元应付盘查，遇到盘问便说是进城做买卖。一路上，守卫越来越多，城门附近的气氛也越发紧张。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顺义客栈。
那里曾被抗日人员当作秘密接头地点。可两人抵达后，杨仲信没有出现。一天过去，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仍旧没有动静。客栈里的伙计照常端茶送饭，街上的伪军照常巡逻，只有李干事和王恺知道，自己每多停留一天，暴露的风险便增加一分。
李干事压低声音说：“再等下去，咱们恐怕走不了了。”
王恺看了看门外：“那就按原路撤。”
他们决定离开。可真正的危险，恰恰在撤退途中迎面而来。
两人刚走出县城，田野方向便传来急促脚步声。一队伪军拦住去路，带队者盯着他们的衣着，又看了看自行车和腰间，显然没有完全相信卖枣的身份。
李干事称自己是回乡祭拜亡父，还取出证件和钱财试图应付。对方没有接，反而冷冷问道：“你们从哪里来？”
话音未落，旁边一名伪军已经发现了异常。双方距离太近，继续辩解只会留下更多破绽。李干事与王恺交换眼色，突然拔枪射击。
这一枪打破了伪装，也打乱了伪军的阵脚。几名伪军中弹倒地，但人数差距太大，李干事的子弹很快耗尽，王恺也被压制在田埂旁。两人负伤不重，却失去了继续抵抗的条件。
他们被押进一处废弃院落，等待审讯。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着伪军制服的人走了进来。他没有急着看俘虏，而是先与带队者低声交谈。李干事抬起头，整个人突然僵住了。
那个人正是杨仲信。
苦寻多日的同志，竟然站在敌人的队伍里。王恺下意识握紧拳头，李干事则盯着对方的眼睛，试图从那张脸上找出答案。
杨仲信轻声说：“你们是来找我的。”
院中几名伪军没有察觉异样，只当他是在审问俘虏。李干事没有立即回答。敌我身份摆在眼前，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让两人丧命。
杨仲信朝伪军队长点了点头，说这两人是自己认识的，但要证明没有问题，还得做出样子。他随后告诉李干事，顺义客栈已经不安全，今后的接头地点改到城南东升客栈；敌军正在集结，情报必须尽快送回军区。
话说到这里，李干事才明白，杨仲信并没有投敌。他穿上伪军制服，是为了继续潜伏，并利用敌方身份传递消息。
但脱身不能显得太容易。
杨仲信拔出手枪，指向自己的大腿，对伪军队长说：“不给他们留下证据，他们不会相信。”
院中一片死寂。李干事明白，这一枪必须由自己打出，才能让伪军相信双方确实有冲突。犹豫片刻后，他接过手枪，对准杨仲信的大腿扣动扳机。
枪声响起，杨仲信踉跄倒地，额头渗出冷汗，却没有发出叫声。伪军队长见状，终于放松警惕。杨仲信趁人不备解开两人的束缚，又将武器和写有敌情的材料交给他们。
“快走，别回头。”
李干事和王恺从后院离开，沿着隐蔽小路返回根据地。杨仲信则留在敌占区，继续顶着伪军身份活动。那处废弃院落里，血迹留在泥地上，枪声也替三个人完成了彼此之间最危险的一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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