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重庆，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面对一张空白支票，盯了很久。支票的主人刘国琪从香港赶来，只提出一个条件：“放了我弟弟，数额随你写。”可这张支票最终没有换回刘国志的自由。
事情还要从一份报纸说起。1948年3月，《挺进报》送到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报纸中还夹着一封写给朱绍良的警告信。作为地下组织发行的刊物，《挺进报》在重庆及川东一带传播甚广，影响并不小。
这件事让朱绍良十分震怒。他随即要求徐远举限期查明来源，军统特务机关于是加紧搜捕，查找报纸的印刷、传递和联络渠道。4月，一处地下联络点被发现，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刘国志也在其中。
刘国志出身四川泸州一个富裕家庭，外表文静，衣着举止与普通工人不同。徐远举看到他的档案后，认定这个年轻人从小生活优越，吃不了苦，只要从家庭和前途入手，就能撬开他的嘴。
审讯很快开始。徐远举不断追问组织情况，刘国志的回答却极其简单：“不知道。”问题换了一遍又一遍，答案始终没有改变。特务搬出家境说事，甚至讥讽他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参与地下工作，刘国志只是冷冷看了一眼，没有解释。
劝诱无效，威胁随之而来。刑具摆在面前，审讯人员要求他交代同伴和联络关系。刘国志没有松口。几轮刑讯之后，他遍体鳞伤，却依旧没有泄露任何信息。徐远举碰上了一个真正不肯低头的人，只能暂时把他关进牢房。
消息传到家中，刘国琪立即设法营救。他在香港经商，和弟弟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兄弟情分并未因此减少。得知刘国志受刑后，他带着贵重物品赶到重庆，先后拜访军统机关中的有关人物，还向徐远举送上金制烟盒和名贵手表。
徐远举收下礼物，却没有马上松口，只说刘国志牵涉的事情不小。刘国琪继续加码，希望用金钱打通关节。经过一番运作，徐远举提出条件：刘国志可以获释，但必须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组织。
刘国琪要求与弟弟见面。那次见面，刘国志已经伤痕累累。看到哥哥，他既意外，又明白哥哥是来救自己的。刘国琪拿出退党声明，劝他签字：“国志，签了它，人就能出去。”
刘国志没有接笔。他清楚，所谓声明并不是一张普通纸，而是要用自己的名字否定过去的选择。沉默片刻后，他回答：“我不能签。活着若靠背叛换来，这条命也失去了意义。”第一次营救，就这样失败了。
刘国琪并没有放弃。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找到徐远举，并带来一张空白支票。支票上没有填写金额，也没有设置上限，只要能放人，数额由对方决定。这个举动既说明了刘国琪救弟心切，也反映出当时特务机关上下贪腐成风。
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重庆的统治也已显出败相。徐远举明白局势正在变化，若要离开重庆，手里多一笔钱总不是坏事。于是他改了口径：刘国志可以不公开退党，但必须写一份悔过书，手续上过得去，便可释放。
刘国琪担心弟弟连悔过书也不肯写，便替他拟好文字，再次安排见面。他劝弟弟说：“外面局势很乱，先出去再说。”在哥哥看来，这只是一纸应付手续的文书；在刘国志看来，纸上的每个字都关系到立场。
刘国志看着哥哥，既感激又难过。他知道五哥为自己花钱奔走，甚至拿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可有些选择并不是亲情和金钱能够改变的。他含泪表示，释放只能是无条件的，自己不愿用悔过书换取自由。
两次营救都没有成功。刘国琪想救弟弟，刘国志则守住了不能越过的底线。兄弟二人对人生的理解不同，却都清楚对方为何如此选择。一个不断寻找生路，一个宁愿承担最坏的结果。
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发生大屠杀。临刑前，刘国志在狱中写下《就义诗》，随后被押赴刑场。那张空白支票没有填上金额，退党声明和悔过书也没有留下他的签名。四月被捕时他没有开口，直到生命终点，仍未改变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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