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朝鲜咸兴一带，宋时轮面对的不是一纸命令那么简单，而是一支刚从长津湖战场撤下来的疲惫部队。山路被冰雪封住，棉衣和鞋袜破损严重，许多战士的手脚已经失去知觉。此时，9兵团究竟回国，还是留在朝鲜，成了摆在志愿军指挥层面前的一道难题。
长津湖战役从11月下旬持续到12月中旬。9兵团担负东线作战任务，先后投入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等部队，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严寒中，与美军陆战第1师等部队展开激战。
战斗打得极苦。
志愿军缺少足够的御寒衣物和冬季装备，许多部队又是在仓促条件下入朝。冻伤、饥饿、疲劳与战斗减员叠加在一起，使9兵团付出了沉重代价。战役结束时，部队虽然完成了牵制和打击东线美军的重要任务，自身也急需补充和恢复。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了这一情况。1950年12月下旬，他在肯定9兵团“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的同时，提出待当前作战结束后，部队整体回东北补充新兵，休整两三个月，再返回朝鲜作战。
这项安排并不难理解。
当时的9兵团连续作战近一个月，部队建制、兵员和装备都受到严重影响。尤其冻伤并非普通伤病，若处理不当，容易留下长期后遗症。对一支还要进行长途行军和高强度作战的部队而言，先回国休整，似乎是最稳妥的办法。
然而，宋时轮并未立即接受这一方案。
这里面确实有“面子”的因素。9兵团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入朝时被寄予厚望。这样一支精锐力量，刚到朝鲜不久便遭遇巨大损失，作为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心里自然不好受。据相关回忆，他曾感叹无颜面对陈毅。
但若只把他的态度解释成顾及颜面，就把问题看窄了。
宋时轮更担心的是部队转移本身。冻伤严重的官兵，最怕长距离跋涉，手脚伤势会因行军、寒冷和缺少医疗条件而恶化。9兵团若全部撤回东北，沿途需要铁路、车辆、粮食、药品和宿营地配合。那时志愿军后勤线屡遭破坏，连前线部队的基本供应都十分困难，再承担十余万人的大规模转运，压力可想而知。
有意思的是，留下来并不意味着马上投入战斗，而是换一个地方休整。
宋时轮的判断，建立在战场心理之上。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重创东线美军，迫使美军向南撤退。美军陆战第1师虽然没有被歼灭，但遭受了极为沉重的人员和装备损失。对美军来说，9兵团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对手。
宋时轮明白，部队一旦突然离开朝鲜，美军很可能据此判断志愿军东线力量已经严重削弱。倘若9兵团继续留在朝鲜境内，即使暂时不参加大规模进攻，也会形成一种现实存在的压力。对手无法确定它何时恢复、何时出动，这本身就是一种牵制。
他在向彭德怀和毛泽东报告时，提出了“就地休整”的建议。这个建议既不是逞强，也不是单纯为了保住部队名声，而是把伤病、后勤和战场态势放在一起权衡。
据有关回忆，宋时轮曾对身边人员说：“部队可以休整，但不能让敌人以为我们已经离开。”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记录，却能说明当时指挥员的思路：人要养，阵地和态势也不能轻易放弃。
毛泽东最终同意了这一方案，决定让9兵团在朝鲜咸兴地区休整。部队随即展开补充兵员、修整装备、发放被装和救治伤员等工作，同时继续保持必要的战备状态。
这一决定减轻了长途转运带来的风险，也让9兵团继续牵制着美军东线力量。经过数月恢复，9兵团在1951年春重新投入作战，并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所以，宋时轮不同意立即回国，既有对部队荣誉的维护，也有对伤病和后勤现实的顾虑，更包含对美军判断的把握。所谓“面子”，只是表层；真正支撑他提出就地休整的，是战场上那种不能只看眼前得失的整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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