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深秋，武汉一间简朴的平房里，开国中将林维先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老首长罗厚福。目光落在那副大校肩章上时，他愣了片刻，眼泪很快涌了出来。
林维先哽咽着说：“老首长，您怎么还是大校？论资历，讲贡献，这不公平啊！”
这句话，并不是替自己鸣不平，而是替罗厚福感到委屈。两人早年并肩作战时，林维先还只是通信员，罗厚福却曾在枪林弹雨中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那次战斗发生在鄂东北。林维先负伤昏迷，战友们无力将他带走，只能随部队撤离。几个小时后，罗厚福返回战场，清理牺牲人员时，发现“尸堆”里还有一丝微弱的心跳。
他没有轻易放弃，俯身仔细察看，确认林维先还活着，便脱下衣服包住伤口，设法把人送去救治。若不是这次回头，林维先很可能已经长眠在那片土地上。
战争年代，人员调动频繁，两人此后渐渐失去联系。授衔之后，林维先听说罗厚福正在武汉任职，立即赶去相见。多年积压的感情，最终化成了那句“这不公平”。
林维先所敬重的，并非一位普通老上级，而是一个曾经五次留守大别山、在最困难时刻始终没有离开的人。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敌军趁机进攻，黄安一带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黄安县委在华家河开会时遭到袭击，许多干部牺牲，罗厚福只带着极少数人突围。
他找到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请求补充人员和弹药。可当时根据地几乎丧失，郑位三手中也没有多少力量，只能拿出13颗子弹交给他。
“省着用。”郑位三说。
罗厚福没有退缩，带人返回黄安，重新联络旧部和赤卫队员，拉起了一支队伍。到1933年春，这支力量已经发展到近两百人，并与红25军会合。这是他的第一次留守。
局势再次恶化后，红25军准备转移，郑位三抽调20名精干战士交给罗厚福。人数更少，处境更险，他带队进入老君山，在敌军重重封锁中坚持下来。对方修筑碉堡、反复搜山，却始终没有抓住这支队伍。
1935年春，敌军因长期围困无果而撤走。罗厚福等人终于走出困境。此后，他在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中坚持斗争。1938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时，他又奉命留在七里坪，负责保存地方力量。
这是第三次留守。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大别山地区形势复杂，国民党军、地方武装和日伪势力交错存在。罗厚福抓住机会，收拢失散红军和抗日力量，不到一年便聚集千余人，组成抗日游击第六大队。
1939年5月底，他与友军部队突袭伪军第八军军部。敌军人数远多于己方，罗厚福没有选择硬拼，而是直取指挥中枢。突袭发生在凌晨，伪军迅速溃散，敌方一名旅长和团长以下三百余人被俘，军长李汉鹏仓促逃走。
这场战斗，显示出他善于利用地形、时机和敌军弱点。后来，他先后担任豫鄂挺进纵队团长、新四军第五师第14旅旅长等职。
解放战争初期，中原突围异常艰苦。罗厚福率独立一旅渡过襄河，原本准备向川鄂边转移，却接到命令返回接应左路纵队。刚刚冲出包围又折返，风险可想而知，但他没有迟疑。
部队会合后，鄂西北军区成立，王树声任司令员，罗厚福任副司令员。1947年，军区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各部相继撤离，他再次留下打游击。
这是第四次。
1947年秋，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罗厚福被任命为鄂豫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员。次年春，主力转出大别山，他仍奉命留下，坚持到解放军逐步转入反攻。这是他第五次留守。
五次留下，意味着一次次与主力分离，也意味着长期承担最危险、最缺乏保障的任务。罗厚福没有显赫的野战战绩，却守住了大别山的火种。
1955年授衔时，他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的大校。只是由于长期在地方和游击部队坚持，职务发展与许多主力将领不同。
林维先的眼泪，正是对这段经历的理解。1961年，罗厚福晋升为少将。那副迟来的将星，落在一个曾五次留守大别山的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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