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陕甘总督左宗棠驻节肃州，清军正在料理南疆战后的政务。此时若真有“五千多名印度人”集中出现在新疆，无论是军报、地方档案，还是外交文书，都不可能毫无痕迹。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现有较可靠的清代史料中，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曾发现五千多名印度人，并组织专门行动处置，更没有可信记录能够证明其中大批人是英国派来的密探。
这类说法之所以流传，往往是把几件不同性质的历史事实拼接在了一起。十九世纪的新疆，确实与印度、阿富汗、中亚存在贸易和政治联系；英国也确实通过英属印度关注喀什、叶尔羌一带的局势。但“有印度商旅往来”，不能直接推导出“有五千名间谍潜伏”。
左宗棠收复新疆，真正面对的是阿古柏政权、沙俄占领伊犁，以及清廷内部对于军费和战略方向的争论。1875年，清政府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刘锦棠率军出关，清军从北疆推进，先后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
这场战争并不是一路猛冲。左宗棠采取先北后南的部署，依靠粮道和据点逐步推进。北疆局势稳定后，清军在1877年进入南疆，阿古柏政权迅速瓦解。到1878年，南疆主要地区重新纳入清政府控制。
“新疆者，中国之藩篱也”这句话，常被用来概括左宗棠的战略判断。对他而言，新疆并非遥远的荒地，而是关系陕甘安全和西北边防的屏障。收复土地只是第一步，如何恢复行政、屯田、交通和税收，才决定战果能否维持。
至于印度人，当时确有少量来自印度和南亚的商人、翻译、工匠及随商队活动的人员，沿着喀什、叶尔羌等地的通道往来。他们与南亚商贸网络有关，有些人还可能服务于英国在印度的机构。但这属于边疆贸易和列强情报活动的背景，不能夸大成一场已经被左宗棠识破的“间谍案”。
英国当时关注新疆，并非毫无根据。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竞争，英国担心俄国南下印度，也希望了解喀什及帕米尔方向的道路、物产和政局。英国派出的考察人员、商人和译员，确实留下过不少旅行记录。不过，这些人员主要活动在边境通道和地方政权周边，与清军内部存在情报关系的具体证据，必须逐案核实。
还有一个时间上的矛盾不能忽略。左宗棠在1878年完成主要军事任务后，重点转向善后和伊犁问题。伊犁自1871年被俄国占领，清军并未通过战场收回，而是依靠外交交涉。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大部分地区，但也付出了领土和赔款代价。
如果新疆真出现五千多名身份可疑的印度人，清政府最可能采取的办法，也应是核验身份、限制活动范围、加强关卡管理，并通过地方官府登记商旅，而不是简单地将所有印度人视作敌人。清代边疆治理本就重视“区别对待”：普通商人照常交易，来历不明者接受盘查，涉及军事机密者另行审讯。
左宗棠办事强硬，却并非见到外来人员便一概驱逐。新疆商路连接广泛，贸然封闭通道会影响军需、税收和地方恢复，也可能给英国制造外交借口。对边疆而言，真正稳妥的做法从来不是情绪化排斥，而是把人员、货物、路线和往来对象逐一掌握。
因此，“左宗棠如何处置五千多名印度人”这个问题，不能按照故事中的情节回答。较严谨的结论是：目前缺少可信史料证明这件事真实发生，所谓密码本、密电、专案清剿等细节，也不能当作历史事实引用。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已经足够重大，无须依靠一桩未经证实的奇案来增添传奇。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他如何在财政困难、军粮运输艰苦和列强环伺的条件下，完成军事推进，并把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边疆行政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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