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德贵，今年六十有三，在长白山脚下那个叫三道沟的小村子住了一辈子。老婆子前些年得了风湿，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得下不了地，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天早上刚下过雨，天放晴了，老婆子说膝盖又酸又胀，我想着上山采点榛蘑回来炖鸡，给她去去寒气。谁知道这一去，就撞上了我这一辈子想都不敢想的大造化。

长白山的老林子密得透不进多少光，雨后的树根底下滑溜溜的，我挎着竹筐，踩着腐叶一步步往上爬。采榛蘑得找老柞树和椴树底下，那些烂木头根上爱长一圈一圈的黄褐色蘑菇。我转了小半天，筐里才铺了个底儿。正弯腰拨开一丛蕨菜的时候，眼角忽然瞥见不远处的一棵大柞树底下，冒着一片红彤彤的玩意儿，跟一捧小玛瑙珠子似的，亮得扎眼。

我以为是野山枣或者别的什么浆果，几步走过去，扒开半人高的草叶子，才发现那不是果子，是一株参的籽。那参叶子绿得发黑，杆子粗得跟小擀面杖一样，最上头擎着一团红参籽，颗颗都跟高粱米粒似的大。我活了大半辈子，也听老辈人说过棒槌的样儿，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心里“咯噔”一下，蹲下去用手抠了抠土，土硬邦邦的，抠不动。我赶紧从筐里掏出挖蘑菇用的小镐头，顺着那参杆子往下刨，刨了没几镐头，露出来的芦头就有小孩子拳头那么大，上面一个个坑坑洼洼的疙瘩，跟老树瘤子似的。

我手开始哆嗦，不敢使劲，怕刨断一根须子。那会儿日头正慢慢偏西，林子里暗下来，我跪在湿泥地上，一把一把地把土抠开。越抠越深，越抠越大，那参根白生生的，跟婴儿胳膊一样粗壮，向四面八方伸出去的须子，盘根错节，把周围的脸盆大的一块地都铺满了。我抠到天擦黑，才把它完完整整请了出来。捧在手里，沉甸甸的，跟抱着个胖娃娃差不多。我脱下褂子，把它严严实实裹起来，搂在怀里一口气跑回了家。

到家的时候，老婆子正倚在门口望我。一看我光着膀子，怀里鼓鼓囊囊的，吓得问咋了。我把褂子往炕上一放，掀开，那大参躺在炕席上，须子上还沾着黑泥，整个屋子顿时一股土腥味儿混着淡淡的药香。老婆子愣了半天，忽然扑通一声跪在炕沿底下，冲着窗外直磕头，嘴里念叨“山神爷显灵了”。我也傻站着，半天说不出话来。那参平放着，光脑袋上的疙瘩就有好几层，底下粗的根跟小腿差不多，须子弯弯绕绕，比我家那口和面的大瓷盆铺得还满。这样的货，别说见过，听都没听过。

消息没到第二天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先是对门二婶来串门，瞅了一眼，捂着嘴跑了，然后半个村的人都挤进我家院子里。有人啧啧称奇，有人偷偷摸一把，还有人说这是老天爷给的钱，能盖三栋小楼。我老婆子又高兴又害怕，晚上把参用红布包好，塞进米缸里，又压上两块石头，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天快亮的时候，我家那条大黄狗忽然疯了似的叫起来，我披衣服出去，看见一个人影从墙头上翻下来，摔了个跟头，爬起来一瘸一拐跑了。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知道这东西搁在家里，迟早出事。

第二天晌午，我大儿子从县城工地打了电话回来，说听村里人讲我挖到了大棒槌，让我千万别乱动，他马上请假回来。当天傍晚，儿子骑着摩托车到了家，看了那参，两只眼瞪得溜圆，嘴里一直说“爸，咱发了，咱发了”。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个收药材的老板打了电话，那老板姓刘，在县城开着一家挺大的药材铺子。第二天上午，一辆黑色小轿车晃晃悠悠开进了村，停在俺家门口。刘老板四十多岁，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一下车就笑呵呵地递烟，进屋看了那参，足足看了五分钟，嘴里“啧啧”个不停。他伸出五个手指头说：“五十万，老哥，我明天就给你现金。” 五十万，我活了一辈子，手里最多的时候也没超过一万块。我儿子眼珠子一转，说：“刘老板，您别逗了，这参怕是能值一百万吧。” 刘老板笑着摇头，说那只是行情价，他也没多大赚头。两人磨了一下午，最后刘老板咬咬牙，说六十万，明天带钱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说完开车走了。

那一夜，我家灯亮了一宿。老婆子拿着存折看了又看，嘴上说“六十年啊，值了”，可眉头锁着，不放心。我也翻来覆去，总觉得这么大的东西，六十万是不是卖贱了？可又想想，咱一个老农民，要那么贪心干嘛。儿子高兴地跟他媳妇打电话，商量着把县城的房子换了，剩下的钱存起来。院子里的大黄狗这一夜倒是安安静静的。可我心里莫名发慌，起来把那参从米缸里抱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看那芦头上已经有些干巴的纹路，忽然想起老辈人说的，野山参都是有灵性的，系上红绳才跑不掉。我找出一根红布条，小心翼翼地在那芦头上绕了一道，系了个活结。老婆子问大半夜的折腾啥，我说给它拴个绳，省得它跑了。

第二天早上，刘老板果然来了。这回他不是一个人，后面还跟着一个戴眼镜、穿灰夹克的瘦老头，说是他请来的“老专家”。刘老板一进门就笑呵呵地说：“老哥，再让老师傅掌掌眼，没问题咱就过钱。”那瘦老头凑到炕边上，掏出一个放大镜，对着那参看了半天，忽然皱了皱眉，又拿起来掂了掂，放下去，摇摇头说：“刘总，这不对啊。这参看着唬人，可你看这芦碗排列的纹路，还有这个须子的硬度，这是园参，人工种出来的，不是野棒槌。顶天值个两千块。” 这话一出来，我脑袋“嗡”的一声。我儿子当场就急了，说：“不可能！我爹从老林子里挖的，怎么可能是园参！”瘦老头冷笑着说：“老林子边上也有人种参的，也许是根须串过去的。你看，真野山参的须子柔韧绵长，这个一掰就脆，明显是化肥催大的。”说着，他伸手就要把那参翻过去看底下的纹路。

我站在边上，心里又急又气，可又没得反驳。我是个土老农，哪懂什么芦碗须子。我儿子脸涨得通红，攥着拳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刘老板在旁边叹了口气，装出一副很遗憾的样子说：“老哥啊，我也是看你这人实在，不忍心骗你。这样吧，我给你两千块，当是收个园参的价，你也别亏太多。” 我老婆子坐在里屋，听见这话，呜呜地哭了起来。我心里堵得难受，觉得一夜之间从天上摔到泥里。就在那瘦老头的手快碰到参的时候，我忽然看见那参芦头上系着的红布条——昨天夜里我亲手系的，那绳结还好端端地系着。而瘦老头刚才说的话里，有一句“芦碗排列的纹路”说得太快，像是在背词儿。我一激灵，猛地喊了一声：“别碰！” 老头吓了一跳，缩回手。我冲我儿子使了个眼色，说：“这参不卖了，你们走吧。”刘老板一愣，脸上堆着笑说：“老哥，两千嫌少？三千也行啊。” 我摇头。刘老板还想说什么，这时候院门外忽然响起一阵警笛声，接着一辆警车和一辆面包车停在了门口。我闺女从面包车上跳下来，身后跟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一个背着包的中年人。

我闺女在镇上的中学教书，昨天半夜我悄悄给她打了电话，说了家里这些事儿。她觉得不对劲，一早就去报了警，还联系了镇林业站的人。那中年人正是林业站的李技术员。刘老板一看警察来了，脸刷地就白了。那个瘦老头转身想往外走，被警察拦住了。后来一查，那姓刘的根本就不是正经药材商，是个专门在乡下骗老人古董的骗子，那个“老专家”是他找来的托儿。他们想用低价骗走这大参，要是我们不答应，他们还打算夜里再来偷，头天晚上翻墙的就是他们的人。警察把人带走了，我后背的汗把褂子都浸湿了。

等人都散了，李技术员仔细看了那参，越看越严肃，最后拿尺子量了量，又拍了照，跟县里通了电话。第二天县里来了两个老专家，用棉布包着，上秤一称，连须子带芦头，整整一斤八两。他们告诉我，这是一株上百年的野山参，品相这么完整、个头这么大的，在整个东北也极其少见，可以说是“参王”了。李技术员说，野山参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不能私下买卖，如果非要出售，得走国家的正规渠道，卖给有资质的药材公司。我儿子一听，有点担心，怕被没收。我反倒踏实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儿子说：“没收就没收吧，反正这参本来就是山里长的，咱就当没见过。”

结果没那么多弯弯绕。县里药材公司的人主动找上门来，说按照国家规定，可以收购民间合法采挖的野山参，他们给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价钱——八十万，一次性转账，合同写得明明白白。我盯着那张存单，看了又看，最后在合同上按了手印。八十万，比起骗子们吹的一百万少一点，可比刘老板的六十万还多。而且不用提心吊胆。

拿了钱，我先带老婆子去了市里的医院，把她那膝盖做手术换了关节，花了大几万，走路利索了。剩下的钱，给儿子还了一多半县城的房贷，闺女那边，我偷偷塞给她十万，让她留着当嫁妆。闺女不肯要，我说：“要不是你那天带着警察来，咱家现在说不定连人参带人都遭了殃，这钱你该拿。” 儿子也点头。

日子又过回了老样子，我还是种地，下雨天也还上山采蘑菇。第二年到那片柞树底下转了一圈，发现原来的那个坑已经长满了草。有人说那么大的棒槌，肯定是山精野怪变的，被我挖走了，这一片山气就泄了。我不太信，但有时候坐在炕头上，看着老婆子热腾腾地端上来一盆蘑菇炖小鸡，就想起那人参红彤彤的籽，像一捧火。我把那根红布条留了下来，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底。老伴问我留着干啥，我说：“留个念想。那天要不是半夜系了这根绳，说不定那参自己就跑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跑不跑的，都是命。该是你的，挖完埋回土里也是你的；不该是你的，摆在炕头上也能丢。我张德贵一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是本分过日子。那天去采蘑菇，蘑菇没采多少，倒采回这么个东西。有时候我站在院子里，望着长白山老林子那个方向，觉得人这一生啊，就跟那参的须子似的，弯弯绕绕，不知道哪一条根底下藏着什么。可只要心是正的，老天爷总会给你留一条道儿。这就是命啊——不是让你大富大贵，是让你活到老，还能安安稳稳地吃一碗自己采的蘑菇炖小鸡。这就够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