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五点四十，抽油烟机响得跟谁在喘气一样。
挂面下锅，我拿筷子搅了两下，白沫子一层层往上顶。
手机在围裙兜里震了。
屏幕上是一行黑字：薪酬结构调整通知。
我手指上沾着面，划了两下才点开。
原来那栏写着：基本工资14000，岗位津贴6000，绩效22000，合计42000。
新的一栏只剩两行：基本工资14000，绩效0到28000，视经营情况发放。
视经营情况。
这四个字在屏幕上亮得刺眼。
我把火拧小了，面条在锅里咕嘟。
42000减14000，等于28000。
一个月少28000，一年就是三十三万六。
我站在灶台前算了两遍，两遍的数一样。
锅里的水扑出来，滋在灶眼上，腾起一股白气。
我拿抹布按上去，手背烫了一下。
卧室门开了，我丈夫趿着拖鞋走出来。
“这么早？”他揉着眼睛。
“煮面。”
“你脸色不对。”
“没睡好。”
他进卫生间刷牙，水声哗哗的，隔着门也听得见。
女儿房间的门关着，门缝里透出一点台灯的黄光。
高二的卷子堆在餐桌上，边角都卷起来了。
我盛了三碗面，给自己那碗多卧了个鸡蛋。
“苗苗，起来吃饭。”我在门上敲了两下。
“知道了——”
她拖着长音，跟平时一样。
我坐下来，自己那碗没动。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人力系统发的：请于本周内到人力资源部面谈。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
碗里那点热气，一会儿就散没了。
出门前我从冰箱里拿出那罐萝卜干，塞进包里。
玻璃罐上蒙着塑料纸，用两根橡皮筋勒着，是我妈的手艺。
楼道里有人在搬东西，纸箱子蹭着墙皮，吱啦吱啦。
到厂门口，我把卡贴上去，机器“滴”了一声。
屏幕上跳出来的还是那串数字：工号0007。
0007，我是这家厂第七个进来的人。
那年厂房还是租的两间平房，门口一条土路，下雨天能陷住自行车。
我二十一岁，从技校出来，兜里揣着一张检验员证。
门口保安换了四茬，现在这个小伙子姓什么我都叫不上来。
“许工早。”
“早。”
进了车间，切削液那股甜腥味迎面糊上来。
我走到三号线尽头，老周正蹲在机床边上擦导轨。
他今年四十九，膝盖不好，蹲下去得扶一下床身才能起来。
“许姐。”他抬头看我，抹布搭在肩上。
“昨天那批件，硬度抽了几个？”
“抽了八个，都在范围内。”
他把记录本递给我，纸角被他手上的油蹭黑了。
我翻了两页，字写得一笔一划。
“老周，你听说什么了吗？”
“听说什么？”
“没什么。”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低头继续擦。
九点钟，二楼小会议室。
那间屋子没窗，空调出风口一股灰味。
韩绍给我倒了杯水，纸杯，捏得有点变形。
“许工，坐。”
“你说。”
“公司今年上数字化，人力这块也要跟国际接轨。”
“接轨就是把绩效砍了？”
“不是砍，是浮动。”
“浮到零，也算浮动？”
他笑了一下，笑得挺客气。
“许工，你这话就有点不好聊了。”
“那咱们聊点好聊的。”我把纸杯往前推了两寸，“为什么只有技术中心动？”
“是全员。”
“全员里，只有我一个人的绩效占一半。”
韩绍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
“你的薪酬结构特殊，历史遗留。”
“历史遗留是我干了二十一年遗留下来的。”
“我理解你的情绪。”
“我没情绪，我问的是账。”
他把眼镜戴回去，翻开一个文件夹。
“这是咨询公司给的岗位价值评估，你可以看。”
我翻了三页。
我的岗位被归到“高级技术专员”那一档。
上面还有一档，叫“技术专家”，后面画着一条横线，写着空缺。
“这条横线是留给谁的？”
“这个要等体系跑起来再看。”
“体系什么时候跑起来？”
“快的话，明年二季度。”
我把文件夹合上，推回去。
“我手里这条线，停一天，你们知道是多少吗？”
“许工，这话我们私下说。”
“我不私下说。”
他端起自己的杯子，喝了一口，没接话。
出了会议室，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一条缝。
风把公示栏上贴的一张纸吹得一翘一翘。
那是上个月的安全通报，底下签着我的名字。
下午两点，安澜那边的王总打电话来。
“许工，下周三年审，你们那个关键工序的作业指导书，改版了没有？”
“改了两处，我签完字就发你。”
“行。还有个事。”
“您说。”
“你们内部是不是有人事调整？”
我捏着手机，站在车间门口，风灌进领口。
“没有的事。”
“许工，你们内部的事我不管。但我这边有个规矩。”
“我知道，关键岗位变更得提前六十天书面报备。”
“你知道就好。”
挂了电话，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三号线的传送带嗡嗡地转，一件件工件从烘箱里出来，还冒着热气。
那天晚上回家，我妈打电话来。
“闺女，吃饭了没？”
“吃了。”
“萝卜干吃着还行吧？这次我多放了点糖。”
“行，挺好。”
“你声音怎么哑？”
“车间里灰大。”
“灰大你就戴个口罩。”
“戴了。”
她在那头咳了两声，咳得挺长的。
“妈，你腿怎么样？”
“老样子，不碍事。”
“上回说去医院拍片子，拍了没有？”
“拍了，医生说没事，就是老了。”
我知道她没去。
她这辈子没住过朝南的屋，看病的钱都要掰两半花。
“妈，钱的事你别管。”
“我不管，我不管，你忙你的。”
她先挂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在阳台上站着，屋里传来我丈夫看电视的声音。
女儿在书房翻书，翻一页停半天。
“苗苗，作业写完早点睡。”
“嗯。”
就一个字。
第二天中午在食堂，我端着盘子找位子。
老周坐在角落，面前那碗白菜粉条没怎么动。
“许姐，坐。”
“怎么不吃？”
“吃不下去。”
“怎么了？”
“仓库那边让我周一去报到。”
我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
“谁跟你说的？”
“韩总。他说我年纪大了，车间夜里顶不住。”
“你今年四十九。”
“四十九，也快了。”
他把碗往前推了推，筷子架在碗沿上。
“我在这干了十六年，跟着你从二号线上来的。”
“我知道。”
“我没别的意思，许姐。”
“我知道。”
后面半句他说了一半，又咽回去了。
我把盘子里的排骨夹给他，他没要，推回来。
下午我去找韩绍。
“老周的调岗单，谁签的字？”
“流程上是陈总签的。”
“理由呢？”
“岗位优化，人岗匹配。”
“他一个人顶两条线的调试，你把他调去仓库点料。”
“许工，你要理解，公司现在讲的是系统。”
“他是人，不是系统。”
韩绍把笔放下。
“你这样说话，我没法跟你沟通。”
“行，那我直接去找陈屹。”
三楼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半开着。
陈屹在打电话，背对着门，一只手撑着窗台。
他三十六岁，穿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戴块运动表。
“行，那就先这样。”他挂了电话，转过身。
“许工，坐。”
我没坐。
“老周的调岗单，你签的？”
“我签的。”
“为什么？”
“他五十岁的人了，夜班熬不住，这不是明摆着的事？”
“他自己说熬不住了吗？”
陈屹笑了一下，走回桌后坐下。
“许工，你跟我爸打江山那套，我认。但现在不一样了。”
“哪儿不一样？”
“以前靠能人，现在靠体系。一个人倒下，一条线就停，这叫什么？这叫风险。”
“那你说说，安澜的认证文件第七页写的是什么。”
他翻了一下眼皮。
“写的是关键工序负责人。”
“负责人那一栏，写的是我的名字。”
“那就改。”
“改一个字，安澜那边整条线重新认证，周期不少于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我们等得起。”
“等得起的是你，等不起的是车间那八百号人。”
陈屹把笔帽拔了又盖上。
“许工，我劝你冷静一点。”
“我很冷静。”
“你要是觉得委屈，可以走流程申诉。”
“行。”
我转身出来，门带上，声音不大。
走廊很静，地毯把脚步声都吃了。
第二天开月度经营会。
会议室里坐了二十来个人，投影仪的灯亮着，风扇呼呼地转。
陈屹讲数字化，讲了四十分钟。
讲到“关键岗位继任计划”的时候，屏幕上跳出一张表。
表里第一列，是我的岗位。
第二列，是我的名字。
第三列，是“外部引进/内部培养”，后面括号里写着几个字。
我坐在长桌的这一头，看得很清楚。
那几个字是：六个月内完成。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只有空调在响。
我把笔记本合上，笔插进笔袋。
“许工，有补充吗？”陈屹问。
“没有。”
散会的时候，我走得比较慢。
韩绍跟在我后面，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走到楼梯口，我停下来。
“韩总。”
“嗯？”
“你们找的人，找到了吗？”
他愣了一下。
“什么？”
“六个月内要完成的那个。”
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句：“许工，你想多了。”
那天晚上我到家九点半。
我丈夫在厨房煮挂面，锅里咕嘟咕嘟的。
“吃了吗？”
“没。”
他给我盛了一碗，自己坐对面看着我。
“你不说，我也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了。”
“你这两个礼拜，吃饭都跟嚼蜡似的。”
我把筷子放下。
“公司给我降薪，一个月少两万八。”
他半天没出声，手搭在桌沿上。
“两万八？”
“嗯。”
“干了二十一年的公司？”
“嗯。”
他站起来，去阳台把窗户关上，回来坐下。
“那就辞了。”
“你说得轻巧。”
“房贷还剩八十万，闺女明年高考，这些我都知道。”
他把碗往我这边推了推。
“可你要是天天这么熬，我这心里也不安生。”
我低头吃面，汤是咸的。
那碗面我吃完了，汤没喝。
回房间我从抽屉最底下翻出一个蓝布套。
里面是我师傅老邹传给我的一把卡尺。
不锈钢的，刻度磨得发白，推起来还有点涩。
我刚进厂那年，他用这把卡尺教我量一个轴承的内径。
“差一丝，车就废了。”他说。
老邹十年前退休，第二年走的，走的时候我没赶上。
卡尺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袋。
我抽出来，里面是几张表。
三年前安澜那边要我签的，说是例行备案。
我当时忙，看了抬头就签了。
现在我把第一页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看。
表头是《关键岗位人员备案及变更管理办法》。
第二页第三条：关键岗位人员变更，供货资格自动中止。
第三页：重新认证周期不少于十八个月，期间订单转备选供应商。
最后一页贴着我的照片，底下盖着安澜采购中心的圆章。
我坐在床沿上，把那几张纸看了三遍。
隔壁屋我丈夫翻了个身，床板响了一下。
我把纸塞回牛皮纸袋，没封口。
周五上午，我去人力资源部拿了一张辞职申请单。
表格是两联的，白联留给公司，黄联自己留着。
我在工位上填。
姓名、工号、入职日期、辞职原因。
辞职原因那一栏，我停了很久。
最后写了八个字：个人原因，不便细说。
写完我把笔盖扣上，手有点抖。
中午我没去食堂，一个人在车间外面的台阶上坐着。
太阳挺好，风也不大。
三号线的烘箱门开了又关，热气一团一团往外冒。
下午四点半，我拿着那张纸上了三楼。
陈屹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不止他一个人。
韩绍在，还有一个穿深灰西装的，头发梳得很整齐。
桌上摊着一张白板纸，上面画着组织结构图。
我的那个框上，画了一条斜线。
我敲门。
三个人一起抬头。
“陈总，我交个东西。”
陈屹接过去，看了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把纸放在桌上，从笔筒里抽了一支笔。
“想好了？”
“想好了。”
他拔了笔帽。
门被推开了。
不是敲的，是直接推的。
陈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一件大衣。
大衣是黑的，扣子扣错了一颗，底下露出一截。
他脸有点白，嘴唇干得起皮。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上午他还在医院，心内科。
“爸？”
“你先别签。”
他走进来，步子有点晃。
我把手垂在身侧，不知道该往哪放。
陈董走到桌前，把那张辞职申请单拿起来。
他看得很慢，从头看到尾。
“个人原因，不便细说。”他念出来，声音哑。
然后他把纸对折，又对折。
两只手一错，撕了。
撕成两条，再撕成四片。
纸屑落在那张组织结构图上，落在我那个画了斜线的框上。
“动你，就是动公司180亿的营收！股东会可以换我，但我今天会倾尽全力保你”
屋里没人喘气。
那个穿灰西装的站了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刮了一声。
韩绍手里还攥着笔，笔尖悬着。
陈董把手里最后两片纸放下，撑着桌沿坐下。
他喘了两口，抬手抹了一下额头。
“小许，你先别走。”
“陈董……”
“我说别走就别走。”
陈屹把笔放在桌上，往后退了半步。
“爸，你身体不好，这事咱们慢慢谈。”
“慢慢谈？你都画图了。”
陈董指了指白板纸。
“你把这个框画上斜线的时候，跟谁谈过？”
“这是咨询公司给的建议。”
“咨询公司知道安澜那七个字写在哪吗？”
陈屹没说话。
陈董从大衣内袋里摸出一张纸，展开。
纸上有折痕，边上有点卷。
“这是上周安澜发的函。”
“他们那边把明年的量重新核了一遍。”
“180亿，一家占我们去年营收两百一十三亿里的八成四。”
“这个函里第三段写得清清楚楚。”
他念：“供货方关键工序负责人变更的，须提前六十日书面报备，另需重新认证。”
“重新认证，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里，这180亿，一半都留不住。”
韩绍轻轻说了一句：“陈董，是可以做备份方案——”
“备份方案谁做？”陈董打断他，“你？”
韩绍把话咽回去了。
我看着桌上那些纸屑，心口堵得慌。
那根画斜线的框，被碎纸盖住了一半。
“小许。”陈董叫我。
“在。”
“你在我这干了二十一年，从检验员干到总监。”
“是。”
“你觉得我亏待你了吗？”
“没有。”
“那你把这个交上来，是想让我难受是不是。”
我没答。
眼泪在眼眶里转，我抬头看天花板上的灯，把它逼回去了。
“韩绍。”
“陈董。”
“这个降薪方案，谁提的？”
“是体系化的调整，按岗位价值评估——”
“我问谁提的。”
韩绍的手指在桌面上蜷了一下。
“是按陈总的思路，人力牵头做的。”
陈屹站在窗边，脸冲着外面。
“我提的。”他说。
“你为什么提？”
“因为公司不能绑在一个人身上。”
“这句话对。”
陈董点了点头。
“这句话对，我二十年前就该听。”
“可你知道她身上绑的是什么吗？”
陈屹转过身。
“爸，我知道那180亿。”
“你不知道。”
陈董把那张函推过去。
“你要是知道，就不会在今天下午四点，坐在这儿画这张图。”
那天晚上七点半我才出公司。
天已经黑透了，厂区里的路灯一排排亮着。
我走到车棚，摸钥匙摸了半天。
手机在兜里震，是我丈夫。
“喂。”
“回来了没？”
“马上。”
“闺女问你今天怎么没做饭。”
“你跟她说，我买。”
回家的路上我在小区门口买了三个菜。
卖菜的大姐把塑料袋口拧了个结，塞到我手里。
“今天排骨好，来点不？”
“来一点。”
到家我把排骨下锅，焯水，撇沫。
锅盖一掀，白气扑到脸上。
女儿从房间里出来，靠着门框看我。
“妈，你今天怎么了？”
“没怎么。”
“你眼睛肿了。”
“油烟熏的。”
她走过来，从背后抱了我一下。
她的手细，搭在我腰上，轻飘飘的。
“妈，你别太累。”
“嗯。”
那晚的排骨汤我炖了一个半钟头。
一家人吃得挺安静，谁也没多问。
第二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手机就响了。
是安澜的王总。
“许工，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们法务收到一份函，说你们要变更关键工序负责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谁发的？”
“反正是从你们那边寄的，盖了章。”
“王总，这事我马上核实。”
“许工，我把话搁这。你们内部怎么弄我不管。”
“但变更报备这一步没走，后头的订单我只能先冻结。”
“给我两天。”
“我给你一天半。”
挂了电话，我扶着桌沿站了一会儿。
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我直接上了三楼。
陈屹的门这次关着。
我敲了三下，里面没动静。
我又敲了两下。
“进。”
他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一杯没喝的咖啡。
“函是你发的？”
“什么函？”
“安澜的。”
他把咖啡端起来，又放下。
“流程上，变更要报备，早晚都得报。”
“你昨天下午刚被撕了报告，今天早上函就到安澜了？”
“那是流程的时间点。”
“陈屹。”我叫他的全名。
他抬眼看我。
“你要换我，我认。你要降我的薪，我也认。”
“你不能拿八百号人的饭碗，去换你的流程。”
他没说话，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许工，我三十六岁，我接手这家公司的时候，你们都说我年轻。”
“你年轻不是错。”
“我读的供应链管理，我算过一笔账。”
“你说。”
“一个人撑起八成营收里的关键工序，这件事本身就不健康。”
“你说得对。”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备份？”
“我同意。”我说。
他愣住了。
“三年前我就提过，带两个徒弟，把工艺拆成七道，写成文件。”
“我提了三年，韩绍每次都说编制紧。”
“你把这两个人给我，我宁可降薪。”
陈屹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说真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的。”
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他没接。
那天下午，陈董又来了公司。
他这回穿了病号服外面套大衣，脚上一双布鞋。
保安在门口拦了一下，他没停。
全楼的人都在窗户后面看他。
他被扶着上了三楼，直接进了会议室。
五点半，经营会的通知是临时发的。
我也被叫进去了。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比平时多出一半。
陈董坐在主位，手撑在桌上。
“今天说三件事。”
“第一，技术中心的薪酬方案暂停执行，等集团评估。”
“第二，安澜那封函，谁发的，谁去撤。”
“第三，下个月的董事会，我提一个议案。”
他顿了一下。
“设立工艺传承岗，两个人，归技术中心。”
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
陈董抬手压了一下。
“还有一件。”
“我这个董事长的位置，谁想要，股东会上按程序来。”
“但今天，我把话放这儿。”
他转过头，看着我。
“小许，你坐下。”
我坐下了。
那天的会开了四十分钟，陈董走的时候是扶着墙出去的。
韩绍站在走廊里，脸上的汗把领口浸湿了一片。
第二天上午，老周的调岗单撤了。
他自己还不知道，蹲在机床边上擦导轨，跟往常一样。
“老周。”
“哎，许姐。”
“周一还去仓库不？”
“去啊，都安排好了。”
“不用去了。”
他手里的抹布停住了。
“啥？”
“你不用去了。”
他站起来，膝盖响了一下。
“许姐，你别跟我开玩笑。”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
他张着嘴，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低下头，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手。
“那我把这三号线的导轨再擦一遍。”
“擦吧。”
一个星期后，安澜那边撤了函。
王总打电话过来，语气比上次松快。
“许工，你们那封函，是哪个环节寄的？”
“走错门了。”
“走错门。”
“嗯。”
“行，那我这边订单不动。”
“谢谢王总。”
“别谢我，我也是算账的。”
“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水磨石的地上，一块一块的。
老周带着两个新来的小伙子，在车间里量件。
其中一个叫小岑，二十四岁，手长得又大又稳。
“许姐，这个内径公差，书上写的是正负零点零一。”
“书上写的是死的，件是活的。”
“那怎么弄？”
“你先量一百个，量到你能闭着眼说出下一件是多少。”
他点点头，低下头去，眼睛凑到卡尺上。
那把卡尺是我从家里带过来的。
老邹传给我的那把。
月底，董事会开了。
我没进去，在三号线上待到下午四点。
出来的时候，老周端着两杯豆浆站在门口。
“许姐，喝不？”
“喝。”
我接过来，杯子烫手。
“听说没？”他小声问。
“听说什么？”
“陈董的位置保住了。”
“保住了？”
“听说差两票。”
“谁投的他？”
“不知道。”老周喝了口豆浆，“反正有人在里头替他说话。”
我也喝了口豆浆。
甜，是加了糖的。
那天回家，我妈又来电话。
“闺女，萝卜干吃完了没？”
“还剩半罐。”
“我再给你腌一罐，这回多放点姜。”
“妈，你别弄了，你手疼。”
“手疼怕啥，腌菜又不用跑。”
她笑了两声。
“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真的？”
“真的。”
挂了电话，我把那半罐萝卜干拿出来，就着白粥吃了两碗。
罐子上那两根橡皮筋，换成了我妈新给的红色皮筋。
第二天进厂，我又刷卡。
机器“滴”了一声。
屏幕上还是那串数字，工号0007。
保安小伙子照样喊了一声：“许工早。”
“早。”
车间的切削液味照旧。
三号线的烘箱门开了又关，热气一团一团往外冒。
我把抽屉拉开，蓝布套里的卡尺还在。
旁边那个牛皮纸袋，我换了个信封，重新封了口。
封口的时候，我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备案文件，勿动。
写完了，我用手指把那行字压了压。
下午的阳光从百叶窗漏进来，一条一条落在桌面上。
我给安澜那边发了邮件，抄送了陈屹和韩绍。
邮件最后一句是：工艺拆解方案及两名培养人员名单，附件。
发送键按下去的时候，窗外传来一声刹车。
楼下有人在装货，叉车倒车的提示音一遍一遍地响。
我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下眼睛。
手边那杯水已经凉了，我端起来喝了一口。
傍晚出车间，风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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