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末，苏中南通石港，伪军向日军据点逼近时突然调转枪口。海风裹着硝烟传到掘港方向，陶勇在海堤上听了片刻，没有立即下令迎战，反而露出了一丝笑意。
这不是普通的敌我遭遇战。枪声来自伪军和日军之间，双方原本应当协同出动，却在石港码头附近发生冲突。对熟悉敌后形势的陶勇来说，这个变化说明，伪军第七师师长施亚夫已经开始行动了。
此前，施亚夫奉命配合日军山本部队袭击掘港。他带着两个团向前推进，走到石港附近却故意放慢速度。日军哨兵见伪军靠近，立即举枪盘问。翻译低声提醒：“师座，咱们不是去掘港吗？”
施亚夫没有解释，只把怀表合上，冷冷说道：“军令如山，不该问的别问。”话音刚落，双方争执升级。伪军先是占住道路，日军随即推枪上前，几分钟后，子弹打破了原本的僵持。
翻译当场倒地，街面上的日军和伪军各自寻找掩体。远处的新四军没有急着加入战斗，陶勇抓住机会转移部队，还让沿途多放鞭炮，故意制造声势。日军一时摸不清新四军的兵力和行动方向，只能在混乱中反复判断。
有意思的是，施亚夫并非一开始就是伪军师长。1937年8月，南京遭到日军空袭，老虎桥监狱受到破坏。23岁的施亚夫趁乱逃出监狱，并在混乱中用斧头击毙一名日军军官。此后，他辗转回到南通，组织民间力量抗击日军。
那时的施亚夫没有现成部队，也没有稳定武器。南通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他组织唐闸工人守土团，手里最像样的东西不是枪，而是一本电话号码簿。他把熟人的电话和住址逐一登记，再设法寻找愿意拿枪的人。
机会很快出现。一批溃兵经过当地，他脱下长衫，带人设法取得二十支步枪和两千发子弹。队伍总算有了战斗能力。后来，他又在夜间设法取得纺织学院军火库中的四十八支步枪，队伍规模虽不大，却开始具备自保和袭扰的条件。
施亚夫很清楚，敌后斗争不能只靠硬拼。队伍番号几次变化，人员进出也十分频繁，日伪方面始终难以判断其真实底细。百姓记住的，则是这支队伍能够在危险时刻出现。
转折发生在他接受进入汪伪绥靖军之后。这个决定表面看像是投敌，实际却经过新四军方面研究。施亚夫曾秘密前往新四军一师司令部，与粟裕、叶飞等人商议。敌占区缺少可靠内线，能够进入伪军高层的人，比在外围打一场胜仗更有价值。
进入伪军体系后，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是兵员。施亚夫再次利用那本电话簿，把大量人名整理成花名册，还通过各种关系制造出一支看似人数众多的部队。汪伪方面派人前来查验，他便带着对方周旋于各处，尽量避开真正的营房和兵员。
那名查验人员看到厚厚的名册，又受到一番应酬，很快失去了继续核查的耐心。施亚夫由此得到伪第七师师长职务，连同军服和佩剑一起到手。身份越高，能接触到的情报也越多。
日军准备开展“清乡”时，苏中各据点的兵力调动、伪军内部的渗透情况，陆续通过施亚夫送往新四军。1942年冬，日军还曾设法围捕南坎会议后返回的新四军干部，连返程路线都被写进密电。施亚夫获悉后，设法把消息送出，使多数干部及时转移。
这类行动不可能永远不露破绽。日军军官小林信男逐渐怀疑伪军内部有人通报消息，1944年初，日方下令清查伪军排级以上军官。施亚夫判断潜伏已经接近极限，便与叶飞商议起义方案。
1944年1月5日夜，施亚夫率通海、如皋一线两千余名伪军离开原驻地，向新四军控制区域转移。沿途以炮火和灯光互相联络，新四军方面也提前准备了接应。部队抵达后，被编入苏北人民抗日自卫军通如纵队，施亚夫担任司令。
伪军师长奉命出兵，途中却同日军交火，这场看似偶然的冲突，背后是多年潜伏、判断和等待。石港枪声传到陶勇耳中时，他明白的并不只是敌人发生内讧，更是一个潜伏在敌营中的人，终于把手里的力量推向了真正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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