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天，安徽芜湖一处普通民居的院子里，年广久蹲在地上翻动一沓沓钞票。钱被太阳晒得发白，有些已经受潮发霉。邻居经过时看愣了：别人家晒粮食，他家晒的却是现钞。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钱多，更因为那个年代的财富边界十分特殊。万元户已经是少见的富裕人家，而年广久据后来回忆和相关报道，靠着卖瓜子积下了超过百万元的现金。
钱为什么埋在地下？年广久担心放在家里不稳妥，又不敢把大笔现金存进银行，于是用牛皮纸包好，埋在自家院中。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担心芜湖也遭遇强震，地下的钱一旦被掩埋，便可能再也找不回来，只好赶紧挖出。
“别人晒粮食，我家晒钱。”这句玩笑话传开后，年广久也随之出了名。不过，真正让他进入历史视野的，并不是这场院中晾钱，而是一个后来改变许多个体经营者命运的名字——傻子瓜子。
年广久出生于1937年1月17日，安徽怀远人。七岁时，他随父母逃荒到芜湖；九岁起便跟着家人摆摊卖水果。芜湖商业传统浓厚，码头和市场往来频繁，年幼的他没有读多少书，却在街头巷尾学会了看行情、认顾客、算成本。
新中国成立后，年广久仍以贩卖水果为生。1962年，他花一百多元托人买来收音机，摆在摊位旁播放戏曲。行人被声音吸引，摊前有了人气，水果也更容易卖出去。这个细节说明，他并非只靠蛮力做买卖，而是很早就懂得经营门面。
那段时期，个体经营受到严格限制。年广久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后来又被关押二十多天。水果生意做不下去，他转而寻找成本较低、便于保存的货物。
1967年，他跟一位丁姓老人学会炒瓜子。瓜子不易腐烂，原料成本相对较低，适合小本经营。年广久四处观察炒制方法，反复调整火候和口味，还在卖出一包后多抓一把送给顾客。
顾客觉得他“傻”，这个外号反倒越叫越响。年广久没有回避，干脆把“傻子瓜子”作为商品称呼。五分钱一小包，味道稳定，分量又显得实在，剧院门口、车站码头和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傻子瓜子，来一包？”
“多抓这一把，算送的。”
几句简单的话，构成了当时最直接的生意招牌。
到1976年，年广久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但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策环境逐步变化，个体经营不再只是街头谋生，也开始被放进经济发展的讨论之中。
1981年年底，年广久在芜湖郊区阡坡山租地建厂，创办傻子瓜子厂，架起九口炒锅，并雇用一百多人。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时对个体户雇工人数有明确限制，一个雇工规模远超规定的私营工厂，究竟该如何看待？
争论很快从芜湖传开。有人担心出现私人资本积累，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人认为，只要产品有市场、经营有效率，就不应简单否定。1980年，邓小平已经关注安徽农村改革。有关傻子瓜子的调查材料送到他那里后，他提出先“放一放”“看一看”。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再次谈到傻子瓜子，明确表示，不能因为一个企业雇工较多就轻率处理，更不能让群众因此产生政策改变的疑虑。他关心的并非年广久个人得失，而是改革初期政策能否保持连续和稳定。
年广久的经历并未因此一帆风顺。1989年9月25日，他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和流氓罪被捕。1991年1月11日，一审认定前两项罪名证据不足，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检察机关随后提出抗诉。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时再次提到傻子瓜子，指出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影响改革全局。3月13日，年广久获得释放。关于案件具体经过，社会上曾有不同说法，但邓小平多次谈及这一企业，确实使它成为改革初期观察政策尺度的典型案例。
获释后，年广久重新经营瓜子生意。同年年底，他请安徽师范大学一位教授代拟书信，向邓小平表达感谢，并寄去几斤瓜子。中央办公厅后来电话告知，瓜子已经转交。
年广久始终没有在邓小平生前与其见面。后来，芜湖年氏工业园内设立傻子瓜子博物馆，保存着相关照片、资料和实物。那段院子里晒钞票的往事，也由一桩市井奇闻，留在了中国个体经济发展史的特殊页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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