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5年，紫禁城乾清宫，85岁的乾隆皇帝宣布退位，把皇位交给嘉庆。禅位并不意味着交出全部权力，他仍以太上皇身份居住在养心殿，直到1799年去世。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乾隆：极重体面，也极难真正放手。
据说，他不愿超过祖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纪录，于是选择在第六十年退位。名义上是谦让，实际上仍牢牢掌握朝政。嘉庆即位后，军国大事依旧要请示太上皇，和珅也继续受到信任。
乾隆一生最容易被后人简单化。有人把他写成只知享乐的败家皇帝，有人则把他塑造成十全十美的盛世明君。两种说法都不够准确。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他的功业、局限和满洲皇帝的身份，长期被搅在一起，评价很难只看一面。
乾隆即位时，清朝国力正处于上升阶段。雍正整顿财政、清理吏治，为他留下了较稳固的基础。乾隆前期延续这些政策，重视粮价、漕运和河工，遇到灾害也多次减免赋税。人口迅速增加，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多，增长到清末所称的三亿左右，国家承受的治理压力远超前代。
但人口增长不能只归功于皇帝个人。高产作物推广、土地开垦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都在发挥作用。把一切成绩归于乾隆，未免过誉；把这些成绩全部抹掉，同样失之偏颇。
乾隆最硬的一张牌，是对西北边疆的经营。1755年至1757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势力；1759年，又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此后，清政府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加强军政管理。这一系列行动确立了清朝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格局，影响延续至后世。
不过，战争并非没有代价。军费、粮饷和驻防开支极其庞大，所谓“十全武功”更多是乾隆晚年对战事的包装，其中缅甸用兵并未达到预期，大小金川之役也耗费甚巨。皇帝喜欢把战果写进诗文和碑刻，失败处却很少主动提及。
南巡也是如此。乾隆六次巡幸江南，时间集中在1751年至1784年之间。表面看是巡游，实际包含察看河工、安抚士绅、整顿地方等多重目的。洪泽湖、高家堰一带水利关系漕运和民生，皇帝亲自到场，确实能促使地方官不敢敷衍。
可另一面也很明显。庞大的仪仗、船队和随行人员，会给地方供应造成压力，沿途官员为了迎驾大兴土木，百姓未必都能从中受益。乾隆后来称南巡“利多弊少”，这属于皇帝的自我评价，不能直接当成历史结论。
“他这是游山玩水吗？”有人曾这样问。
更准确的说法是：南巡既有政治巡视，也有帝王享受；既办了实事，也制造了负担。把它全说成游玩，是抹去治理背景；把它全说成功业，则是替皇帝回避铺张。
乾隆还留下了一项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1773年，四库馆开设，至1782年前后基本完成《四库全书》的编纂。数千名官员和学者参与其中，古籍得到系统搜集、校勘和分类，许多典籍因此留下抄本。就文化整理而言，这项工程确有重要价值。
遗憾的是，征书过程中伴随着查禁和销毁。凡被认定涉及“悖逆”或不利于清廷统治的著作，可能遭到禁毁，部分作者和藏书家也受到牵连。于是，《四库全书》既是保存古籍的巨大工程，也是加强思想控制的行政工具。只赞美其中一面，都会遮住另一面。
乾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荒唐君主。史料显示，他生活较为节制，不沉湎酒色，处理政务也相当勤勉。他喜欢作诗，留下作品数以万计，虽文学价值参差不齐，却反映出强烈的自我表达欲。他还多次蠲免钱粮、赈济灾民，国库在其退位时并非空虚。
但国库有银，不等于财政没有隐患。军费、河工、宫苑营造和各类赏赐持续增长，地方摊派也因此加重。乾隆晚年过度信任和珅，官场贪腐蔓延，嘉庆抄没和珅家产时，暴露出的并不只是一个权臣的问题，更是皇权失去约束后的制度性后果。
乾隆对西方世界的判断，也体现出盛世皇帝的自信。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北京，清廷没有把它当作平等外交来处理，而是按照朝贡秩序接待。乾隆认为大清物产丰盛，无需外来商品，这种判断在当时并非毫无依据，却低估了海上贸易、工业技术和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
所以，乾隆的“亏”，确实有姓氏带来的成分。后世一些评价先把清朝视为异族，再把皇帝的一切功业打折，这种看法并不公允。可反过来，不能因为他是满洲皇帝，就替文字狱、铺张南巡、晚年用和珅以及对外部变化的迟钝开脱。
他既完成了疆域经营，也留下了财政和政治隐患；既推动了典籍整理，也扩大了思想禁制。乾隆退位时自称“十全老人”，这个称号是他亲自加上的，历史却没有照单全收。姓什么，影响后人如何看他，却不能替他承担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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