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经典《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观察到，普通人通常很难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与社会历史进程有何关联，直到按部就班的生活被外部变化打断，他们才会猛然发觉“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对于超出他们切身所处的那些抱负和威胁，他们越是有所意识，似乎就会感到陷得越深”。而克服这种陷阱感的关键，在于拥有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就是通过理解社会结构，把握看似混乱的日常经验。而只有当个体明确自身在社会当中的位置，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生活。
以下三本近期出版的社会学著作，皆是由日常经验出发，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把握现实的佳作。而最终它们提供的，或许并不只是关于“另一种现实”的想象，而是关于这种想象的必要，以及它所能带来的希望。
“特权”并不独特
美国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以作品《见树又见林》闻名。如其书名所言，约翰逊希望提供的是一种全面性的社会学思维：既有对个体的观察，又有对整体的把握。二者相辅相成，最终指向的是个体对社会更加充分的理解，以及更有效地投身社会实践的道路。
他的这本《差异的囚笼：权力如何塑造不平等》延续了这一方法论，聚焦的则是西方社会的特权问题。普通人往往会认为特权为少数人持有而与大多数人无关，然而在约翰逊看来，特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任何被特殊化看待的差异，实际上都会形成一种“特权囚笼”。譬如在美国普遍存在的种族问题，其背后实际上是全体白人对有色人种享有的“种族特权”。约翰逊认为，特权实际上是一个因为种种历史原因长期遗留下来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是由我发明的，而是一项遗产，在我诞生到这个社会时传递给了我”。于是对于个体，尤其是在这样的特权系统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个体而言，他固然不必承担历史的责任，但仍需要承担现实和未来的责任，因为将怎样的社会遗产留给后代，取决于当下社会每个个体的行动与选择。
《差异的囚笼：权力如何塑造不平等》， ［美］艾伦·约翰逊 著， 褚 婧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6年出版
即便无需承担历史责任，我们仍需理解这样的特权系统如何被传递至今，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约翰逊的经典理论“最小阻力路径”在这里便能派上用场，它指的是个体在特定情形下最容易遵循的路径。比如在一个性别歧视更加普遍的工作场所当中，即便个体对相关言论感到反感，他也很难将这种反感表达出来——默许甚至是一同参与到这种歧视当中，便是这个封闭环境当中的“最小阻力路径”。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又会进一步强化和传递这种决策倾向。于是 “世上本无路，阻力最小的地方就会形成路”——久而久之，甚至会被视为唯一的道路。
对于约翰逊而言，拆除特权系统的关键，实际上是鼓励人们发现、开拓其他更合理、更开阔的路径，并且有勇气走上这样的道路。实现这样的前景并不容易，在系统力量面前，个体的坚持似乎不值一提，但约翰逊鼓励我们想象这样的场景：当你走在“更多人走的路”上，对眼前的不公视而不见，由此制造的苦难并不会消失，而作恶者也会对你表示感谢。“邪恶想要得逞，只需要好人什么也不做。”无论持有怎样的个体身份，我们共同持有的始终是作为人类的立场——创造更平等的社会，避免将糟糕的遗产留给下一代。
“小镇做题家”如何回归自身
约翰逊鼓励我们理解社会加诸所有人身上的“整体遗产”，但我们更容易察觉的，其实是原生家庭与阶级带来的“个体遗产”。
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是一位标准的“小镇做题家”。他出生于法国小城兰斯，父母皆是工人。虽然凭借自身努力实现了“阶级跃迁”，但埃里蓬始终承受着身份落差带来的自我焦虑。在讨论“出身”对个体生活影响的著作《社会作为判决：阶级、身份、轨迹》当中，他提到自己参加上流社会宴会的经历。当时有人向他介绍了一位出身名门的女性，她的姓氏表明她的家族可以追溯到12世纪。“我的家族也是！”埃里蓬的回答令这位女士大吃一惊。这一回答当然无可反驳，任何此刻存在于地球上的生物都必然拥有足够古老的祖先，但假如真的要求他讲述自己的家世渊源，这一说法便不再成立。享有足够悠久的家族历史是一种贵族特权，普通人仅凭自身的努力，显然无法填补这道由时间造就的鸿沟。
《社会作为判决：阶级、身份、轨迹》， ［法］迪迪埃·埃里蓬 著， 陆一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出版
《社会作为判决：阶级、身份、轨迹》是埃里蓬在2013年完成的作品。2009年，他凭借自传性作品《回归故里》大获成功。一年后，出版社打算乘势推出该书的新版本，希望埃里蓬可以提供一张自己童年时期的照片作为封面。在编辑的再三要求下，他提供了一张修剪过的照片——那是一张他儿时与父亲的合照，被剪掉的是父亲的部分。“我不希望人们看到我的出身，无论是通过展示我父亲的样子，还是展示我逃离家庭并发生转变之前我们曾经的样子……（这样做）会毁掉多年来我为改变自己所做的努力。”于是不无悲哀地，对于小镇青年而言，“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似乎只有一个能够幸存。一旦他决心以“做题家”或其他身份出走，就必须先将“昨日之我”毁弃。然而即便“今日之我”能够在更高阶层站稳脚跟，他也必须承受“不配得感”的煎熬；“今日之我”一旦失败，他甚至无法退回原本的身份认同当中，而只能任由自我在失落中永恒漂泊——仿佛社会在其命运开展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判决。
其实这种危机本身也隐含着希望。“小镇做题家”虽然无法通过拥有悠久的家族历史或是足够殷实的原始积累来安顿自身，但埃里蓬提醒我们，在所谓“主流历史”之外，一定存在与之同步生成的、被压抑的“屈从者历史”。于是，相比《回归故里》的自传性书写，《社会作为判决》一书提供了更多学术层面的讨论，但其本质仍是一种“社会学自省”。比如埃里蓬引入“系谱学”这一概念。在福柯的定义中，系谱学指的是“冷僻知识与局部记忆的结合”，以此挑战占据支配地位的知识体系。福柯所强调的，正是那些被主流知识秩序贬低、遮蔽的经验重新发声的可能。福柯多次强调系谱学工作根植于屈从者在面对主流知识与记忆时的不适，而这正是埃里蓬栖身于并非自己出身的阶层时的感受。由此这一学术概念便与他的现实境遇产生了联系——对于像他这样的“小镇做题家”而言，比起迫切地融入其他阶层，他们更应当尝试建立、修复自身的“系谱”与历史，由此理解何以成为“今日之我”，并从中寻找不再受既定“判决”支配的可能。
《回归故里》的最后，埃里蓬否定了可以通过“鱼跃龙门”一蹴而就地改变自身的幻想，指出应当把整个人生视为“一场改变自己的劳作”，而《社会作为判决》最终提供的也是基于日常实践的个体出路。“每个试图让自己被听见的新声音都不得不与既定时刻限制社会生活感知的那些声音进行对抗，才能确立自身。”
“活人感”源于“在一起”
自我实践也并非一意孤行的苦修。在以“合作”为主题的社会学作品《在一起：合作的仪式、乐趣和政治》的开头，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带我们回到了1900年巴黎世博会上一个关于合作的现场：在陈列着各种新奇展品、宣告“技术胜利”的主展区之外，还有一个名为“社会问题”的小型展区，用来展示这些“胜利”制造的问题，比如当时伦敦的贫困地图、德国工人运动的现场照片等等。主办方希望以此引发人们对技术与发展的反思。比起在主展区的抽水马桶、工业钻床之间走马观花，很多人自发聚集在这个小型展区周围，对“社会问题”各抒己见。桑内特注意到，“‘团结’是这些展室最流行的词，人们讨论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那个现代剧变降临的前夜，人们并不怀疑，合作与团结是适应变化、克服困难的有效策略。
《在一起：合作的仪式、乐趣和政治》，［美］理查德·桑内特 著，李继宏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出版
然而接下来，这种信念却出现了危机，取而代之的则是“原子化社会”和大行其道的个人主义。于是在这部作品当中，桑内特重点考察的便是人们的合作意识为何日渐淡薄，以及如何才能重新找回“在一起”的可能。长久以来，人类的合作倾向其实并不稳定，而且范围有限。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部落主义的悠久历史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部落主义意味着“你不必认识其他人，也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缺少对他人的直接经验，会让你陷入恐惧的幻想”。颇为微妙的是，在古代，部落主义的形成往往是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人们很难与他者直接接触；然而在现代社会，原因恰恰相反——由于人员与信息的交流越发便捷，面对暴增的信息量，人们反而倾向于通过“标签化”作简单处理，导致刻板印象更容易主导认知。
在桑内特看来，合作消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前人们需要依赖互助解决问题，如今却更倾向于购买相应的商品与服务。桑内特对儿童的观察更容易说明这一趋势：以前孩子们是彼此的玩伴，而如今他们最好的“伙伴”却是各种电子产品与游戏。这种在成长期便形成的倾向很容易代入到成年生活当中，使得人与人越来越缺乏直接交流的经验；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也会加剧阶级不平等，导致部落主义倾向的蔓延。
面对如此现实，桑内特强调，合作的根本意义在于“我们无法独自生存的事实”，这一点至今并未改变。即便各种工具和技术增强了人类个体的能力，但彼此漠然乃至分裂的社会本身仍会对个体造成威胁，同时人类也仍然需要“在一起”，才能在面对风险时获得充分的物质与心理保障。于是桑内特引入他此前在《匠人》等作品中对技艺的讨论。人类的技艺往往指向实用与包容，而“合作关系并非一种封闭的存在，一旦受损便无法挽回；它根基悠久，允许修复”——我们今天渴望“活人感”，其实是在面对封闭的技术世界感到失落甚至窒息之时的自然反应。重新与他者“在一起”，修复“合作关系”，寻求改变“最小阻力路径”的可能，进而突破“社会判决”，找回自己的自由与更稳固的存在，正是“活人感”的起点，也是拥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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