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5日夜，山东韩庄大运河北岸，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带着几名警卫，原本只是去前沿察看地形，却因道路昏暗、向导带错方向，误入国军第59军111团第三营防区。
枪声骤然响起。
几名士兵冲上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宋时轮是纵队主官，时年41岁，身边警卫虽有武器，却已陷入敌军营地，强行突围极不现实。
警卫员急中生智，说他们是侦察兵。可被带到营部后，营长王世江再次盘问，气氛已经紧绷到极点。宋时轮判断继续隐瞒只会更加被动，索性亮明身份：“我是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特来劝你们弃暗投明。”
出人意料的是，王世江立刻起身敬礼：“我是地下党员。”
这句话，反倒让宋时轮愣住了。
王世江出生于1914年，山东乐陵人。早年读过私塾和几年小学，1936年投身宋哲元部队。七七事变爆发时，他已经是第29军的一名基层军官。
卢沟桥附近的战斗中，王世江曾在高粱地边伏击日军车辆。他等敌车靠近，突然冲出击毙司机，随后迅速撤离。回去报告时，何基沣没有夸奖，反而责问：“打了几枪就走，怎么不多消灭几个敌人？”
这类细节，说明王世江并不是只会服从命令的普通军官。他敢冒险，也有自己的判断。
抗战初期的一次突围，更改变了他的命运。部队遭日军包围，他左臂负重伤，伤口严重感染，医生多次建议截肢。王世江不肯接受，宁可忍痛治疗，也不愿失去继续作战的可能。
一名年轻医生用小刀一点点清理腐肉。疼痛难忍，他便咬住手帕，硬是撑了下来。十多天后，伤口开始愈合。这段经历让他看清，旧军队内部待遇悬殊，普通士兵与嫡系部队伤员所受照料，几乎判若两样。
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思考这支军队究竟为何而战。
1938年秋，在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邱晓亭等人的影响下，王世江秘密加入党组织。何基沣后来也成为秘密党员，并通过学兵队、搜索队等形式，在旧部队中吸收进步力量。王世江担任过学兵队队长，逐渐成为组织安插在国军内部的一枚重要棋子。
这种潜伏，并非坐等命令。
组织上曾交代他，要争取掌握部队，平时多交朋友，少露锋芒，关键时候把队伍带出来。王世江记住了一句话：“不要想着发财，要掌握枪杆子。”
为了掩护身份，他应付过调查，也处理过试探。有一次，军法部门派人旁敲侧击，询问他与共产党是否有联系。王世江没有急于辩解，而是借着喝酒周旋，既没有暴露组织，也没有留下口实。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潜伏任务更加危险。王世江曾借助职务便利，为需要转移的地下同志办理证件，并设法送往解放区。许多事情没有公开记录，却直接关系到人员能否安全脱险。
1948年秋，徐州地区大战将临。王世江已经担任国军营长，奉命驻守陶庄煤矿。师部派来的谍报参谋负责监视部队，王世江便设法将其调离，随后按照何基沣的秘密安排，留在运河北岸等待时机。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宋时轮误入了他的防区。
宋时轮仍不完全放心，追问他与我军哪位负责人联系、承担什么任务。王世江回答，自己曾与我军敌工部门取得联系，并接到陈毅关于掌握部队、等待行动的指示。
听到这些，宋时轮才放下戒心，笑着说：“差点大水冲了龙王庙。”
这场意外并没有停留在相认。宋时轮当即要求王世江率部起义。王世江送走宋时轮后，立即集合本营官兵，并通知其他部队。很快，相关部队向指定地点转移，成为淮海战役前夕国军内部一次关键的倒戈行动。
宋时轮直到11月6日清晨才返回纵队驻地。此时，淮海战役已经正式开始，政治部人员等了一夜，见他平安归来才松了一口气。宋时轮后来打趣说：“要不是王世江同志，我们恐怕已经光荣了。”
两天后，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人数达两万余人。王世江所在部队的提前行动，为这次起义创造了条件，也为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减少了阻力。
这件事的戏剧性，正在于“被俘”与“接应”只隔着一层身份。宋时轮闯进的不是普通营地，而是地下党员长期经营的秘密阵地。王世江表面上身处国军序列，真正等待的，却是把部队带向人民一方的那道命令。
解放后，王世江先后在锦州、黑龙江等地工作，曾任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1974年离休。那一夜的大运河边，枪口下的一次敬礼，也由此成为淮海战役前夕极具意味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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