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长沙城北，寒风从湘江方向吹来。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程潜，站在一片尚未平整的土地前，准备为烈士公园奠基。黄克诚拿起铁锹，转身请程潜一同上前。

程潜却有些迟疑。他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8月率部起义后，才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烈士公园所纪念的，主要是为革命牺牲的先烈，让这样一位特殊人物参加奠基，难免有人觉得不够妥当。

“颂公，今天这锹土，您得和我一起铲。”黄克诚说。

程潜摆了摆手：“我过去的身份，恐怕不便站在这里。”

黄克诚没有退让。名单上早已有程潜的名字，现场也有不少干部和群众等候。几番劝说之后，程潜终于走到奠基位置，与黄克诚共同铲下第一锹土。

议论很快传开。有人私下问，程潜是旧军队的将领，为什么让他参加这样重要的仪式？黄克诚听到后，没有回避，也没有只用一句“上级安排”搪塞，而是直接列出三点理由。

第一，革命不分先后，关键要看在历史关头作了什么选择。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之际，湖南局势十分复杂。程潜担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陈明仁任第一兵团司令。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争取，程潜、陈明仁于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实现和平解放。

这场起义减少了战争破坏，也使长沙免遭大规模战火。对湖南而言，它不仅改变了军政格局，更保护了城市、工厂、学校和普通百姓。黄克诚认为，不能因为程潜过去属于旧阵营，就抹去他在关键时刻推动和平的作用。

第二，烈士的范围不能被狭隘理解。黄克诚指出，烈士公园不只是纪念某一支队伍、某一个党派牺牲的人，也应当记住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人。

湖南近代革命历史复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都留下了牺牲者的名字。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未必走过相同道路，却可能在民族危难面前作出相近选择。程潜作为民主党派和旧军政界人士的代表，参加奠基，具有一种团结各方面力量的象征意义。

第三，程潜已经不是旧政权中的地方官员，而是新中国政权建设中的一员。1949年9月，程潜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亲自到车站迎接。此后，程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并在湖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

黄克诚说，邀请程潜参加奠基，不是对旧身份的迁就，而是请他代表曾经与共产党并肩合作的一部分人，共同参与新政权建设。程潜的身份变化，正是湖南和平解放后政治整合的一个缩影。

这三点说得很实在。既讲功劳，也讲历史；既不回避过去，也不把过去简单地一笔勾销。现场的质疑，因而逐渐平息。

黄克诚与程潜的合作，并非停留在礼节层面。1949年10月，黄克诚南下湖南，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程潜主持湖南军政委员会，两人一正一副，承担着接管地方、恢复秩序和发展生产的重任。

湖南和平解放后，真正棘手的问题接踵而来。湘西匪患严重，部分武装与地方恶霸、旧军政势力相互勾连，既影响百姓生活，也威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交通线。黄克诚主张军事清剿，程潜则提醒，对被胁迫入伙者应争取瓦解，对首恶分子才坚决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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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争取的，尽量争取；顽固作恶的，不能放任。”程潜的意见，成为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重要参考。

1950年，湘西剿匪进入关键阶段。人民解放军对八面山等据点发动进攻，利用熟悉地形的人员提供情况，从险要处实施突袭。到1950年底，湖南境内的大股匪患基本肃清，地方交通和生产秩序逐步恢复。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相处并不拘泥于职位高低。黄克诚遇到城防、剿匪等问题，常主动登门征求程潜意见。程潜也不摆旧日将领的架子，对地方情况认真分析。黄克诚调离湖南前，程潜还特意为他设宴送行，叮嘱他保重身体。

烈士公园奠基时的那一锹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落下的。它不是简单的仪式安排，也不是对历史差异的遮掩，而是对湖南和平解放、统一战线和共同建国道路的一次公开确认。黄克诚列出的三点理由，既解释了程潜为何能够参加，也说明了新政权如何对待那些在关键时刻选择合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