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红四方面军驻地，师部外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上级要给25师配一名政委，名字叫陈海松。许世友听到这个名字时，手上的事情停了一下。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只是他没想到，多年以前那个跟在身边的小勤务兵，竟然会以师政委的身份出现。
许世友当时已经是25师师长，28岁，正是红军队伍里敢打敢冲的时候。为了表示重视，他没有站在门口迎接，而是提前派人去接陈海松，自己留在师部等候。
来人走近时，许世友越看越熟悉。等对方走到面前，他忽然笑了起来：“你小子，不是我的勤务兵吗？”
陈海松也没拘束，笑着答道：“营长，还是我。”
一句话，把两人的关系拉回了从前。那时的陈海松年纪很轻，出身湖北大悟，参加革命后，曾在许世友所在的部队担任勤务兵。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年间，他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红军干部。
陈海松的长处，不只是年轻，更在于用心。调到机枪连担任政治指导员后，他很快记住了全连战士的姓名、籍贯和大致情况。点名时，他常常不用花名册，谁缺席、谁身体不适，心里都有数。
基层政治工作最见功夫的地方，往往不在口号，而在这些细节。战士觉得干部是否可靠，先看他是否认识自己、是否真正关心队伍。陈海松年纪不大，却能很快取得信任，这让上级看到了他的潜力。
红四方面军处在不断扩充和作战的阶段，既缺兵，也缺能够带兵的人。陈海松先后担任营政委、团政委，职位上升得很快，但他没有因此摆出架子。遇到不懂的事情，他愿意请教；对军事指挥没有把握，就主动向有经验的干部学习。
这一点，在当时并不容易。年轻干部升得快，稍有不慎就容易把职务当成资本。陈海松却把每一次任命都看成新的考验，平时话不多，办事却很扎实，因而上下级对他的评价都不错。
后来，部队内部出现肃反扩大化的情况，陈海松也受到牵连。团长余天云知道他的能力，十分着急，曾设法为他申辩。事情辗转到了徐向前那里，徐向前了解情况后出面保护，陈海松才避免遭受更严重的后果。
不过，保住性命并不意味着职务能够保留。那段时间，他重新成为普通战士。对一个已经担任团政委的年轻干部来说，这种落差相当大。可陈海松没有消沉，仍旧跟着部队训练、行军，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机会很快在战场上出现。四川军阀发动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需要在艰苦条件下组织反击。由于干部紧缺，陈海松被重新启用，临时担任副营长，带两个连坚守杀牛坪。
兵力不多，任务却重。敌军轮番进攻，陈海松利用地形组织防守，要求部队轮换射击、节省弹药，并根据敌情调整阵地。两个连在杀牛坪坚持了三天三夜，顶住了五个团的连续冲击，完成了阻击任务。
这场战斗改变了许多人对他的看法。陈海松并非只会做政治工作，他同样能够在关键时刻判断敌情、调动部队。此后，他恢复团政委职务，随后又被提升为25师政委，于是有了许世友迎接他的那一幕。
更值得注意的是，陈海松的成长并不是孤立的。红四方面军转入川陕地区后，面对敌军多路进攻，部队必须在有限条件下建立根据地、补充兵员、训练新部队。这样的环境，既考验勇气，也考验组织能力。
在反六路围攻的作战中，许世友和陈海松形成了很好的配合。许世友善于带部队冲锋陷阵，陈海松则重视组织动员和阵地协调。战事推进后，许世友升任红九军副军长，陈海松担任红九军政委。那一年，陈海松只有20岁。
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年轻的陈海松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朱德对这名年轻干部印象很深，原因并不只是他的职务，更在于他在艰难环境中表现出的沉着和担当。
南下途中，朱德所骑的马匹较弱，陈海松得知后，便把自己的大青马让给了朱德。事情看似不大，却能看出他的性格：不讲排场，也不计较个人得失，遇到不合理的情况敢于表达。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地区会师。随后，红五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方向行动。西路军远离根据地，补给困难，又遭到敌军重兵围堵，战斗很快陷入极其艰难的局面。
到了1937年初，部队被迫突围。红九军担负掩护任务，行至梨园口一带时，陈海松判断敌军骑兵即将逼近，立即命令部队加强警戒。一边阻击，一边组织后撤，指挥始终没有停顿。
保卫局长陈宜贵想留下来协助，陈海松却严厉命令他撤走：“赶紧带人离开，这里由我们顶着！”
见对方迟疑，陈海松语气缓了下来：“快走吧，别耽误了。”
陈宜贵含泪撤离。战斗中，陈海松继续指挥部队掩护主力，最终在梨园口一带牺牲，年仅23岁。红九军突围后，余部人数已经极少，战士们听到政委牺牲的消息，悲痛难忍。
1937年5月，延安方面为陈海松等西路军将士举行追悼活动。那个曾经跟在许世友身边的小勤务兵，走完了从基层战士到军级干部的短暂道路，也把名字留在了红军早期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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