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五年八月，南京皇宫的暑气尚未退尽。
坤宁宫中的药炉冒着热气，五十一岁的皇后马氏却挥手命人将煎好的药端走。
她对守在榻前的朱元璋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
且医何能活人？
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
（《明史·后妃传》）她怕自己一旦服药无效，丈夫会迁怒于太医。
几天之后，洪武十五年八月丙戌，马皇后崩于坤宁宫。
朱元璋恸哭，从此不再册立皇后（《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
这位临终尚在替太医求情的女子，是明朝的第一位皇后。
她死后被谥为孝慈皇后，史书评价她“母仪天下，慈德昭彰”（《明史·后妃传》）。
而大明王朝开国之初的朝局动荡，正是在这位皇后一次次不动声色的劝谏中，缓缓转向稳定。
朱元璋个性刚烈，杀人无数，唯独对这位结发妻子，始终心存敬重。
马皇后是宿州人。
她的父亲马公与郭子兴交情深厚，马公因杀人避仇逃亡他乡，临行前将女儿托付给郭子兴。
马公客死外地后，郭子兴将这个故友之女收为养女。
据《明史·后妃传》记载，马氏“仁慈有智鉴，好书史”——性格宽厚，有见识和判断力，喜爱读书学史。
郭子兴发现朱元璋气度不凡，便将养女嫁给了他。
至正十二年（1352年），马氏嫁于时为红巾军将领的朱元璋为妻（《明史·后妃传》）。
这桩婚姻日后将深刻影响一个王朝的走向。
郭子兴性情暴躁，气量不大，容易听信谗言。
有一次，郭子兴受人挑拨，怀疑朱元璋，将他关在别室中，不给饮食。
马氏得知后，从厨房偷出刚出炉的热饼，揣在怀中给朱元璋送去，等到事后才发现胸前的皮肉都被烫焦了（《明史·后妃传》）。
此事记载于正史之中，文字极简，却把这位日后国母在战乱中的刚毅展露无遗。
她还把自家财产送给郭子兴的妻子和妾室，请她们在义父面前为朱元璋说好话，弥合嫌隙（《明书·懿文皇太子纪》）。
在朱元璋还只是一个受人猜忌的起义军将领时，马氏已在用她的方式保护着他。
朱元璋率部渡江后，与陈友谅、张士诚接邻，战事频繁。
马氏“暇即率诸校妻缝纫衣”，分给将士（《胜朝彤史拾遗记》卷一）。
她常给朱元璋出谋划策，还将朱元璋的簿籍札记都掌管得井井有条，“仓卒未尝忘”（《明史·后妃传》）。
战事吃紧时，她亲自为将士缝衣做鞋。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率大军逼近龙湾，南京城内人心惶惶，不少官员百姓准备逃难。
马氏镇定如常，“尽发宫中金帛犒士”，稳定了军心（《明史·后妃传》）。
她还对朱元璋说了一句话：“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
朱元璋深以为然。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立马氏为皇后。
朱元璋时常在大臣面前将马皇后比作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说：“家有良妻，犹国之良相。”
马皇后听了却说：“妾闻夫妇相保易，群臣相保难。
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患难。”
（《明史·后妃传》）
这句话点中了朱元璋治国的一个要害。
朱元璋称帝后，对功臣宿将的猜忌日深，杀戮渐重。
马皇后看在眼里，以她特有的方式“随事微谏”。
参军郭景祥镇守和州，有人告发他的儿子手持长槊要杀父亲。
朱元璋大怒，要将郭景祥的儿子处死。
马皇后劝阻说：“景祥只有这一个儿子，传言未必属实，杀了恐怕断了郭家后嗣。”
朱元璋派人调查，果然是冤枉的（《明史·后妃传》）。
李文忠镇守严州，杨宪诬告他不守法度，朱元璋打算将李文忠召回。
马皇后说：“严州地处敌境，轻易调换守将不妥。
况且李文忠向来贤能，杨宪的话怎能轻信？”
朱元璋打消了召回的念头。
后来李文忠果然立下战功（《明史·后妃传》）。
学士宋濂因为孙子宋慎获罪，被逮至京城判处死刑。
马皇后劝谏说：“百姓家为子弟请先生，尚且以礼相待、善始善终，何况天子之家？
况且宋濂早已告老还乡，肯定不知情。”
朱元璋不听。
后来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时，既不饮酒也不吃肉。
朱元璋问其原因，马皇后答道：“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
朱元璋“恻然，投箸起”，第二天便赦免了宋濂，改为安置茂州（《明史·后妃传》）。
吴兴富民沈秀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又请求犒赏军队。
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
马皇后劝道：“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
民富敌国，民自不祥。
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
朱元璋于是释沈秀，将其戍守云南（《明史·后妃传》）。
朱元璋曾令重囚筑城，马皇后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
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
朱元璋便全部赦免了他们（《明史·后妃传》）。
这些劝谏大多发生在后宫之内，不在朝堂之上。
她从不直接干预政事，但每一次都以恰当的方式、恰当的时机，让朱元璋的刀下多留下一个人。
马皇后身为皇后，却始终保持俭朴作风。
平日穿洗过的旧衣服，破了也不忍丢弃。
她命宫女纺织布匹，做成被褥赠予年老孤寡之人。
剩下的有瑕疵的布匹，做成衣裳赐给众王妃和公主，“使其知悉农桑艰难”（《明史·后妃传》）。
遇到荒年灾月，她带领宫人吃粗劣的菜饭，以此体察民间疾苦。
她曾问女史：“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
女史答：“清净无为为本。
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
马皇后说：“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
（《明史·后妃传》）这一见解，让在场的女史无不叹服。
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马皇后病重。
群臣请求祷祀，寻访良医。
马皇后对朱元璋说了临终前那段著名的话——“死生，命也”——拒绝服药。
她知道自己一死，朱元璋必会迁怒于太医。
临终前，她嘱咐朱元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并愿“子孙皆贤，臣民得所”（《明史·后妃传》）。
马皇后崩后，朱元璋恸哭不已，从此不复立后（《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
九月，葬于钟山孝陵，谥曰孝慈皇后。
宫中内外，歌思不忘。
她的儿媳、燕王妃徐氏，在南京皇宫里为婆婆守孝三年，以蔬食克尽孝礼（《胜朝彤史拾遗记》）。
徐氏对马皇后的敬仰，不只是儿媳对婆婆的孝道，更是一位才女对一位女政治家的追随。
她后来多次对朱棣说，自己“旦夕侍上，惟以生民为念”（《明史·后妃传》），这话里有马皇后的影子。
徐氏是中山王徐达的长女，濠州凤阳人。
她自幼“贞静纯明，好读书”，有“女诸生”之美誉（《明史·后妃传》）。
在明代，“诸生”指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精通经史的生员。
一个女子能被称为“女诸生”，可见其学识之深。
朱元璋听说徐达之女贤淑，便将她指婚给了第四子燕王朱棣。
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徐氏被册封为燕王妃（《明史·后妃传》）。
洪武十三年（1380年），她随朱棣离开南京，远赴北平就藩，入住燕王府。
此后二十余年，燕王府既是家庭，也是北方军政运转的中枢。
徐氏“理内政，宫中肃然”，对王府属下却“和厚”以待（王世贞《弇州史料》）。
朱棣几次奉命带兵北征，颇有战功，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徐妃为他管理好王府，使他无后顾之忧（《明史·后妃传》）。
王府内宗室属官、军务供给，事务繁杂，徐氏悉心规划，一一安排妥当。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发动“靖难之役”。
朱棣带兵攻打大宁，建文帝派李景隆率朝廷军直扑空虚的北平。
朝廷军有十余万人，而北平城内连老幼孱弱都算上也不及一万（《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纪事本末》）。
危急时刻，徐妃沉着冷静地与留守的长子朱高炽及守城将官一起谋划，部署守城各项事务。
她号召全体将士誓死守城，等待燕王回师。
更令人惊异的是，她发动城中将领及士民之妻登城作战，每人发给一副盔甲，自己亲自登城督战。
城中妇女披甲上阵，抛石块、掷瓦砾，与朝廷军展开殊死战斗（《明史·后妃传》）。
朝廷军猛攻之下，正阳门一度岌岌可危。
徐妃令燕王下属及官绅士民之妻一律穿上盔甲登城，投掷石块，助守城门（《明实录·成祖实录》）。
这些从未上过战场的女子，在徐妃的激励之下，与士兵一同守住了城池。
直到朱棣回师，北平城始终未曾失守。
北平保卫战的胜利，让朱棣有了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这在靖难之役中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
后世谈到朱棣能一路打到南京，却往往忽略了北平城里这个女人替他撑住的那半壁底气。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攻占南京，夺取皇位。
同年十一月，徐妃被册封为皇后，这时她已经四十岁（《明史·后妃传》）。
从燕王妃到皇后，她亲历了皇族内部最残酷的权力争夺，也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成为皇后之后，徐皇后常对朱棣提出治国建议。
她深知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关心百姓疾苦与培养爱护人才。
她提醒朱棣说：“南北之间，连年战争，兵民疲惫不堪，为政应当宽俭，务必要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又说：“当世贤才皆高皇帝所遗，陛下不宜以新旧间。”
（《明史·后妃传》）
朱棣对徐皇后的建议“皆嘉纳”——全部欣然采纳。
徐皇后还特别召见了内阁大臣解缙、黄淮、胡广、杨荣等七人的妻子，对她们说：“妇之事夫，奚止馈食衣服而已，必有助焉。
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
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为念，汝曹勉之。”
（《明史·后妃传》）意思是说，妻子侍奉丈夫，不只是做饭缝衣，更重要的是要有所助益。
朋友的话，听不听在两可之间；妻子的话，温婉顺耳，容易听进去。
她希望这些内阁大臣的妻子也能在日常中劝诫丈夫，以生民为念。
徐皇后在文化上的贡献同样深远。
她编撰了《内训》二十篇，系统阐述女教规范，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明史·后妃传》）。
《内训》不仅在明代广为流传，还传入东亚多国，后被收录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她还参与推动了《古今列女传》的编撰，藉此宣示成祖与自己承继太祖与马皇后的正统地位（《明史·后妃传》）。
从马皇后到徐皇后，明代后宫的文化与政治传统在悄然传承。
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徐皇后病逝，时年四十六岁（《明史·后妃传》）。
朱棣悲伤至极，在灵谷、天禧二寺为她举行大斋，接受群臣祭祀，并上谥号仁孝文皇后。
此后，朱棣在余生的十七年里，再未册立过皇后（《明史·后妃传》）。
她的去世，让朱棣失去了一个最信任的劝谏者。
朱棣之后，明朝又经历洪熙、宣德两朝，再到正统初年，后宫中出现了一位更为强势的女性——明仁宗诚孝张皇后。
她历仕五朝，先后辅佐三位君主，主政期间倚重“三杨”、张辅、胡濙等贤臣，严格限制外戚与宦官势力干政（《明史·后妃传》）。
后世史学家将她称为“女中尧舜”（《明史纪事本末》）。
张氏是河南永城人，指挥使张麒之女。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高炽被封为燕王世子，张氏同时被册封为燕世子妃（《明史·后妃传》）。
她“孝谨温顺”，侍奉成祖与徐皇后尽心周到，很得二人的欢心。
朱高炽生性仁厚端庄，言行沉静有法度，但因体态肥胖不善骑射，不得朱棣喜爱。
朱棣最喜爱次子汉王朱高煦，觉得他最像自己，有心废太子立汉王。
但徐皇后和大臣们一直阻拦。
而张氏所生的儿子朱瞻基聪慧过人，深受朱棣钟爱，这也在无形之中帮朱高炽稳住了太子之位（《明史·后妃传》）。
永乐二年（1404年），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张氏被册封为皇太子妃。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仁宗朱高炽即位，册立张氏为皇后。
不到一年，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驾崩，宣宗朱瞻基即位，尊张氏为皇太后。
宣德初年，军国大事多禀听她的裁决（《明史·后妃传》）。
宣宗入奉起居，出奉游宴，母子关系极为亲近。
宣德四年（1429年），张太后与宣宗一同拜谒长陵和献陵。
宣宗亲自为她佩带弓箭、骑马前导，沿途百姓夹道拜观。
路过农家时，张太后召来农妇询问生计，谈对如家人。
有农民献上蔬食酒浆，张太后取来赐给宣宗，说：“此田家味也。”
又对随行大臣说：“尔等先朝旧人，勉辅嗣君。”
（《明史·后妃传》）
张太后对自己的家人约束极严。
她的弟弟张升为人淳谨，但张太后仍不许他参与国事。
她不许外戚干预朝政，这在明代后妃中是极为罕见的自律。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驾崩，年仅九岁的英宗朱祁镇即位。
宫中一度流传将改立襄王的流言，张太后立即召集群臣，明确太子正统地位，平息了流言（《明史·后妃传》）。
她被尊为太皇太后，成为明代第一位太皇太后。
新君年幼，主少国疑，大臣们纷纷请求张太后垂帘听政。
张太后拒绝了，她说：“毋坏祖宗法，时时勖帝向学，委任股肱。”
她委任“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胡濙等老臣辅政，不搞垂帘听政那一套（《明史·后妃传》）。
在张太后主政期间，她最令人称道的一件事是对太监王振的压制。
王振受宠于英宗，渐有专权苗头。
正统二年（1437年）的一天，张太后召来英国公张辅，以及“三杨”、胡濙等五位大臣，又把英宗叫到跟前。
她命王振跪在地上，厉声斥责道：“汝待皇帝起居多不法，今当赐死。”
英宗和大臣们纷纷为王振求情，张太后才饶他一命，但严令王振不得干预朝政（《明史·后妃传》）。
此后，张太后三天两头把王振叫去训斥，使得王振在她掌权的时候始终不敢放肆（《明史·后妃传》）。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张太后病逝，遗诏勉励大臣辅佐英宗推行仁政，后与仁宗合葬献陵，谥号“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明史·后妃传》）。
张太后去世之后，再无人能够压制王振。
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怂恿英宗亲征瓦剌，导致了“土木堡之变”，明朝由盛转衰。
后世史家评论此事时常说，若张太后尚在，王振断不敢如此放肆（《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
从洪武到正统，从马皇后到徐皇后再到张皇后，三代皇后各有千秋。
马皇后在战火中扶助丈夫创建基业，她以“不杀人为本”的理念，劝阻朱元璋无数次刀下留人。
徐皇后在危城中坚守北平，保住朱棣的后方基地，又以“生民为念”的胸怀劝谏朱棣宽政养民。
张皇后在朝堂上拒绝垂帘听政，委政老臣，压制宦官，维持了“仁宣之治”到正统初年的朝局稳定。
她们各自的辅佐，恰好对应了明朝三个关键时期——洪武的开国定基、永乐的巩固扩张、仁宣的休养生息与正统初年的平稳过渡。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代际传承的政治智慧：马皇后将“妇言婉顺易入”的理念传给了徐皇后，徐皇后又将其贯穿在自己编撰的《内训》之中，张皇后则在这套传统的浸润下成长，将后宫辅政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太祖朱元璋曾在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诫》，谕翰林学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为先。
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
（《明史·后妃传》）朱元璋担心后妃干政，对后宫干政设置了严苛的制度防线。
但马、徐、张三位皇后恰恰用“不干政”的方式，以“婉顺易入”的言辞，在制度的夹缝中完成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影响。
《明史》对此总结道：“终明之代，宫壸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
（《明史·后妃传》）
洪武十五年八月，坤宁宫的药炉早已冷却，朱元璋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寝殿中。
他伸手摸了摸案上那件打满补丁的旧衣，指间触到的，是粗布粗糙的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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