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秀兰，今年四十六岁，在东莞长安镇的一家电子厂干了十八年。厂子叫“永盛电子”，做手机连接器的，最红火的时候有两千多工人，厂房三栋，宿舍楼五栋，食堂两个，门口那条路一到下班时间全是人，乌泱乌泱的，跟赶集似的。我在的时候，工号是A0371，属于第二批进厂的。第一批是老板从老家带过来的，几十个人，算是开荒牛。后来厂子越做越大，人越来越多，工号从A排到H，我那个A0371，算元老了。

老板姓林，台湾人，五十多岁，瘦瘦高高的，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从来不骂人。他每年中秋给每个工人发一盒月饼，过年发红包，虽然不多，但从来没缺过。厂里办了幼儿园，工人的孩子可以免费放进去，有阿姨看着。还办了夜校，请老师来教英语和电脑，想学的都能去。我就是在夜校学的电脑，虽然只学会打字和做表格，但后来从流水线调到了仓库，不用站着干活了。林老板每个月来厂里两三次，来了就到车间转一圈，跟工人点点头，有时候还蹲下来看看我们做的产品，说一句“做得不错”。他不像别的台商那样凶，也不像有些老板那样抠。厂里人都说，林老板是好人。

可好人也扛不住。2018年开始，厂里的订单就少了。手机市场饱和了，客户压价压得厉害，利润薄得跟纸一样。林老板试过转型，做汽车电子，做智能家居，投了不少钱，没做起来。又碰上贸易战，关税加来加去，客户跑了一半。到了2020年，疫情来了，订单彻底断了。厂里从两千人减到八百人，再减到三百人。到了2022年，只剩一百多人了。厂房退了两栋，宿舍楼退了三栋，食堂关了一个。剩下的工人，都是老员工，干了十年以上的，走不动了，也不知道去哪儿。我就是其中一个。

2022年秋天，厂里已经发不出工资了。林老板从台湾飞过来，开了一次会，说他对不起大家，厂子撑不下去了。他说他把自己在东莞的房子卖了，把台湾的一块地也卖了，凑了一笔钱，先把大家的工资结清，社保补齐。他说：“我林某人做生意三十年，没欠过工人一分钱。这次也一样，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会欠你们的。”他说话的时候，嗓子是哑的，眼睛是红的。底下的工人，有的哭，有的骂，有的不说话。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他，想起他以前来车间转悠的样子，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工资确实结了，社保也补了。林老板把厂子关了，设备卖了，剩下的东西能卖的都卖了。厂区空了，只剩一个看门的老头。工人们散了，各奔东西。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别的厂，有的在镇上摆摊。我留了下来，在长安镇租了间小房子，给人做钟点工。我不年轻了，四十六了，进不了电子厂了，别的也不会干。做钟点工一个月挣两三千，够吃饭，够交房租，攒不下钱。我想着，就这样吧，干到干不动再说。

今年春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以前厂里人事部的阿珍打来的。她说：“秀兰姐，你知不知道林老板留了一块地？”我说：“什么地？”她说：“就是咱们厂后面那块空地，以前说要盖新宿舍的，一直没盖。林老板走之前，把那块地的手续办了，留给了咱们这些老员工。”我说：“啥意思？”她说：“你回来看看就知道了。”

我回了长安。永盛电子的厂区已经租给别人了，做物流仓库。看门的老头还在，看见我，点了点头。我绕到厂区后面，那块空地还在，围墙围着，铁门锁着。阿珍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一把钥匙。她开了锁，推开门，我走进去。那块地不大，大概两亩左右，方方正正的，长满了野草。地头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永盛员工创业基地”。牌子下面有一行小字：“林某某敬赠，2022年秋。”

阿珍说：“林老板走之前，把这块地的手续办到了咱们几个老员工名下。他说他没本事带咱们继续干了，这块地是他最后能做的。他说咱们这些干了十年以上的老员工，有的四十多了，有的五十多了，出去找工作没人要。他说这块地，咱们可以种菜，可以搭棚做小生意，可以租出去收租金。他说这块地不大，但够咱们几个老姐妹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看着那块地，看着牌子上的字，眼泪下来了。林老板自己都跑路了，房子卖了，地也卖了，凑钱给我们发工资。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给自己留。可他给我们留了一块地。两亩地，在长安镇，值不了多少钱，可那是他的心意。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没技术，没学历，出去找不到好工作。他给我们留了一块地，让我们有个退路。

那天在场的，还有几个老姐妹。阿珍、阿芳、刘姐、陈姨，都是干了十五六年的。我们蹲在地头，商量这块地怎么办。阿芳说：“种菜吧，咱们都是农村出来的，种菜会。”刘姐说：“种菜能挣几个钱？不如搭个棚，做仓库，租给人家放东西。”陈姨说：“做仓库要本钱，咱们哪有本钱？”我说：“先种菜吧，种出来再说。反正地是白得的，种啥都是赚。”

我们几个人凑了三千块钱，买了种子、化肥、农具，又请人翻了地。我负责种菜，阿芳负责浇水，刘姐负责施肥，陈姨负责卖。我们在地头搭了个棚子，放工具，歇脚。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各回各家。种了小白菜、芥菜、萝卜、番茄，还有几垄葱和蒜。地是熟地，以前是厂房的地基，土不肥，可我们施了肥，浇了水，菜长得挺好。第一茬小白菜收的时候，陈姨拉到镇上卖，一上午卖了一百多块。她回来把钱往桌上一拍，说：“今晚加菜！”我们几个围在棚子里，炒了一盘小白菜，一人夹一筷子，都说甜。

后来我们又在地头种了几棵果树，龙眼、荔枝、芒果，都是容易活的。阿珍说：“等过几年树长大了，咱们就在树下乘凉，吃自己种的水果。”刘姐说：“到时候我都六十了。”阿珍说：“六十怎么了，六十也能吃。”我们都笑了。

那块地成了我们的窝。每天早上去地里，干两个小时活，然后坐在地头聊天。聊以前在厂里的事，聊各自的儿女，聊老家的庄稼。阿芳的儿子在广州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刘姐的女儿嫁到了湖南，两年没回来了。陈姨的老伴走了，一个人住。我离婚了，儿子跟着前夫，也不怎么联系。我们几个人，都是孤零零的，可在地里，就不孤了。有活一起干，有话一起说，有菜一起吃。那块地不大，可它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上个月，有个开发商找到我们，说想租这块地，建停车场，一年给十万租金。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没租。阿芳说：“十万块，分到每个人头上两万，是不少。可地租出去了，咱们干啥？咱们又没地方去了。”刘姐说：“就是，咱们不缺那两万，缺的是个地方。”陈姨说：“林老板给咱们这块地，是让咱们种菜，不是让咱们收租的。”我说：“那就接着种。”她们都说好。

我们在地头加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永盛老员工菜地，免费采摘，欢迎聊天。”镇上有些人知道了，周末带孩子来摘菜，我们教他们怎么摘，怎么种，怎么浇水。孩子们高兴得在地里跑，大人在旁边笑。有时候摘完了，他们买几把菜走，给钱我们就收，不给也行。我们不靠这个挣钱，就图个热闹。

有天下午，我坐在地头，看着夕阳照在菜地上，绿油油的一片，金光闪闪的。阿芳在旁边摘豆角，刘姐在浇水，陈姨在棚子里烧水泡茶。我忽然想起林老板。不知道他在台湾怎么样了。厂子倒了以后，他回台湾了，听说在老家开了个小店，卖茶叶。他走的时候，谁也没告诉，就留了那块地。他没跟我们说再见，也没让我们说谢谢。他大概觉得，是他欠我们的，不是我们欠他的。可我觉得，是他给了我们一块地，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家。

我掏出手机，翻到林老板以前的号码。那个号码早就不用了，可我没删。我对着那个号码，发了条短信：“林老板，我是周秀兰。地我们种了，菜长得很好。谢谢你。”发完我就后悔了，那个号码肯定没人用了。可过了几分钟，手机响了。我一看，回了一条短信：“秀兰，收到。好好种。林。”

我拿着手机，手在抖。他换号了，可这个号还留着，还能收到。他回了。就四个字，跟他在厂里的时候一样，话不多，可都在点上。我给他回了两个字：“放心。”

那天晚上，我把那条短信给阿芳她们看了。她们围在一起，看了好几遍。阿芳哭了，说：“林老板还记得咱们。”刘姐说：“他当然记得，那是他亲手办的厂，咱们是他亲手招的人。”陈姨说：“他要是回来，咱们请他吃饭，吃咱们自己种的菜。”我说：“好，等他回来，咱们请他。”

地里的菜又收了一茬。小白菜、芥菜、萝卜，还有一筐番茄。陈姨拉到镇上卖了一半，留了一半给我们自己吃。我们在棚子里做饭，阿芳炒菜，刘姐烧火，陈姨切菜，我摆碗筷。四菜一汤，番茄炒蛋、清炒小白菜、凉拌萝卜丝、蒜蓉芥菜，还有一锅紫菜蛋花汤。都是自己种的，自己做的。我们围坐在棚子里，一人一碗饭，吃得香。阿芳说：“这比在厂里吃食堂强多了。”刘姐说：“那当然，自己种的菜，有菜味。”陈姨说：“是有人味。”我说：“是家味。”

吃完饭，天黑了。我们坐在棚子外面，看着远处的厂房。厂房现在租给别人了，灯还亮着，可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有这块地，两亩，不大，够我们几个老姐妹忙活。我们种菜，卖菜，聊天，过日子。不富，可也不穷。不热闹，可也不冷清。林老板跑路了，可他给我们留了一块地。那块地，是我们的退路，也是我们的出路。我们没地方去了，可我们有这块地。地在那儿，我们就还在。

我坐在地头，看着满天的星星。东莞的夜空，星星不多，可那天晚上特别亮。我想起十八年前，我进永盛电子的时候，才二十八岁，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林老板站在厂门口，跟每个新员工握手，说“欢迎加入”。他的手很软，很暖。十八年后，厂子倒了，他走了，可他留了一块地。那块地，够我们几个老姐妹，种到老，坐到老，聊到老。够了。

我掏出手机，又看了一眼那条短信。四个字：“好好种。林。”我笑了。我说：“林老板，你放心。地我们会种好的。你也要好好的。”风从地头吹过来，带着泥土的味道，菜叶的味道，还有远处厂房里飘来的机油味。我深吸了一口，觉得这味道，比什么都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