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有多臭，贵妇在裙子里如厕，敌人爬着“粪堆”攻城|伦敦|巴黎|欧洲|粪堆|罗马|裙子|路易十四

先把话说在前面：如果你脑海里的“欧洲中世纪”，还停留在那些滤镜开到最大、人人穿着华服跳舞、贵族绅士彬彬有礼的宫廷剧里，那今天这篇文章，可能会有点“毁三观”。

真正的中世纪欧洲，要用两个字形容，只能是——脏，臭。

臭到什么程度？贵妇在裙子底下就地如厕，国王十几年不洗澡，修出来的城墙，最后是被粪堆“攻破”的；街上的行人出门要先抬头看一眼天——不是看天气，而是防止楼上倾倒的“惊喜”淋你一身。

这些并不是段子，也不是为了吸引眼球的猎奇故事，而是有文献、有考古、有史料支撑的真实历史。

要理解这一切，得从西罗马帝国灭亡那一刻说起。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一下子像断了网。罗马时代曾经高度发达的城市系统、下水道、公共浴场、道路维护，都随着帝国崩塌而逐渐荒废。随后出现的，是你在历史书里熟悉的那些名字：法兰克人、日耳曼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他们建立了一个个新王国，却再也没能恢复罗马那样的城市文明。

罗马曾经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比如著名的“大下水道（Cloaca Maxima）”，公共浴室遍布城中。而到了中世纪，特别是西欧，大部分地方连“排污”这个概念都没有。那时候的城市，是在烂泥地上硬生生长出来的。

以巴黎为例。

早期的巴黎，说白了，就是塞纳河边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中世纪时，它是西法兰克、再后来法兰西王国的核心城市，却绝不是一座“宜居之城”。

当时还没有城市排污管网，人们在家里解决生理需求，最常用的是便壶。便完以后怎么处理？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端到窗台，一倒了之。

我们今天看很多影视剧，会有那么一两个镜头：有人从二楼把一盆东西泼出去，刚好淋在路人身上，观众一笑而过。但在中世纪欧洲，这不是戏剧效果，而是日常生活：街上行走的人，必须高度警惕，从头到脚都是风险区。

为防止被天降“礼物”砸中，有些城市甚至形成了习惯：倒之前，先喊一声提醒。比如在部分法语地区，有类似“注意了”“倒水了”的高声提示，人们一听到就赶紧贴墙、躲避。而你提到的那种“倒水前要喊三声”，与16～17世纪法国针对街头泼粪的一些市政规定和城市惯例有一定关系，虽然具体细节在不同城市并不完全一样，但“喊一声再倒”的文化，确实真实存在过。

问题是，喊了也没用多少。街道本身没有下水道，粪尿泼在街上，混着污水、垃圾、动物尸体、断掉的肉骨头……夏天一暴晒，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发酵罐。那种味道，是那种从脚面一路往上窜的酸腐臭，不是简单的“有点味”。

更恶心的是，那些没有窗户的人家，怎么办？

许多中世纪房屋，会在外墙修出一个凸出的“小阳台”，专门用作厕所。人坐在上面，下面直接就是空，排泄物顺着一个洞就落到墙外。长年累月，这些地方会一点点堆出真正的“屎墙”：黏乎乎的、层层叠叠，雨水冲不完，风干之后再被新的一层覆盖。甚至有考古发掘，确实在一些中世纪城墙和民居外侧，发现了厚厚的排泄物堆积层。

街道上有一层软泥似的混合物，尤其在雨天，几乎没人能做到衣鞋不被污染。面对这种情况，贵族的解决方案非常“优雅”：不是清理，而是——抬高自己。

高跟鞋在欧洲的出现，确实跟“躲避地面污秽”有部分关系。虽然高跟鞋的起源更复杂：有源于中东骑射民族、波斯骑兵为了踩稳马镫而穿高跟靴的说法，也有意大利、法国在16世纪流行的“松糕高鞋（chopines）”——这些鞋底厚得离谱，有时候足足有二三十厘米。威尼斯的贵妇踩着这些高鞋走在充满泥水、污物的街道上，就能做到“脚在云端，污在尘埃”。

想象一下：巴黎或者伦敦的贵妇，身披厚重礼裙，脚下是一双夸张的高底鞋，下意识地提着裙摆，尽量不被泥点溅脏，而空气中却弥漫着粪便、腐肉、烟灰混杂的味道。这画面，跟我们从影视剧里看到的“香槟、吊灯、大理石地板”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当然，并不是没人想管。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539年颁布过著名的《维莱科特雷敕令》（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这道敕令最被后世提起的部分，是要求官方文件必须使用法语；但其中也包含了对城市卫生、墓地、公共秩序的一些规定，包括禁止随意倾倒垃圾、粪便。只不过，当时城市行政能力有限，执行几乎是“喊喊口号”的程度，民众照样该怎么倒怎么倒。

更荒诞的是，不只是平民如此。宫殿里同样有“随地解决”的记录。各种宫廷档案、侍从回忆录里，都不乏类似描述：国王或者贵族在走廊一偏身，就在角落“方便”，仆人随后清理。大裙摆和长斗篷，在那时候，不只是装饰，简直是“行走卫生间”的门帘。

你提到的“贵妇在裙子里如厕”，在当时并不是耸人听闻的故事，而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操作方式。特别是在没有专门“女厕”的各种宴会场合，女性利用宽大的裙摆遮掩，直接解决，是史学研究中多次被提及的细节。

这一切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观念：他们真心不觉得“洗干净身体”是好事。

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有一个巨大的文化断层。罗马人酷爱洗澡，大城市遍布公浴场；而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教会权威最强的时候，洗澡被很多人视作可疑甚至危险。

为什么？

一方面，是实用上的：修浴室、烧热水、用大量木柴，这在资源紧张的中世纪是奢侈品。另一方面，是观念上的：教会曾多次把公共浴室和“淫乱”“放纵”联系在一起。很多教士认为，经常洗澡会助长享乐、刺激欲望，还容易让人“暴露身体、放纵肉欲”，有违禁欲理想。

再加上医学认识的落后。部分医生和神父相信，水会打开皮肤的“毛孔”，让病菌、邪气更容易进入身体，所以洗澡反而会生病。洗冷水伤身，洗热水易晕倒，一来二去，“不洗最好”。

于是才有了后来每每被搬出来调侃的那些夸张例子。

关于路易十四一辈子只洗过两次澡，这类说法多半带有夸张色彩，严格意义上并不能完全当作字面事实接受。但有不少史料、回忆录都提到，他极少进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全身洗浴”，更多依赖换衣服和擦拭局部来维持“体面”。英国的亨利八世也类似，他有专职侍从帮他擦身、换衣，但真正完整的沐浴次数，相当有限。

在当时的贵族观念里，干净的衣服比干净的皮肤重要得多。衣服频繁更换，甚至内衣每日一换，可以展示财富与身份；而身体——反正裹在衣服里，又没人看得到。加上那一层宗教和“健康”迷思，洗澡就成了可有可无甚至“有风险”的行为。

相反，那些偶尔被记载为“经常洗澡”的人物，反而被当成怪人、奢侈者。伊丽莎白一世被说“每月洗一次澡”，在当时的英国确实算是频率惊人，周围人用“奢侈”“过度”之类的词来形容，不完全是夸张。

而对部分极虔诚的教士而言，“让身体保持肮脏”，反而是一种“修行”。他们觉得，肉体越不舒适，灵魂越接近上帝。赫里福德主教托马斯·坎蒂卢佩，在某些封圣材料里被提到衣服上跳蚤成群，据说他打算把衣服施舍给穷人，穷人都被吓退——这种故事，也被当时的教会当作他“禁欲”“清贫”的标志之一广为流传。

问题也来了：人不洗澡，身体味道自然越来越重。贵族们既不想洗，又受不了那股味道，于是就找到了另一个“文明解决方案”——香水。

香水的历史很长，远早于中世纪。埃及、波斯、古罗马都有用香油、熏香的传统。但真正把液体香水推上欧洲主舞台的，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意大利与法国。

15世纪末到16世纪，意大利城市像佛罗伦萨、威尼斯，开始出现专门调制香水的工匠。最初是为了手套除味，因为皮革鞣制过程的臭味很重，需要用香料掩盖。后面慢慢发展成独立的香水产业。法国则在16世纪之后迅速接力，把香水推到一个新高度。

格拉斯这座城市，就是在这一时期凭借香水原料种植和香水工坊逐渐崛起的。虽然它被称作“世界香水之都”是后来的事，但中世纪末、近代初的确已经是欧洲香料业的中心之一。

路易十四被称为“香水国王”，并不是因为他爱干净，而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几乎不用水洗澡，却极度在意气味。资料中多次提到，他对气味非常敏感，严禁宫廷里有任何“不愉快的气味”，包括某些花、食物，甚至人的体味。于是，凡尔赛宫里几乎所有东西——手套、手帕、衣服、假发、手杖甚至纸张——都被洒满香水。

但是，香水在那时候更多是“盖味”，而不是我们今天的“点缀香”。一身不洗的汗酸、皮脂、衣服上的霉味，加上一层浓烈的麝香或者花香，你可以想象那种混合出来的味道。有人笑称，走进凡尔赛，不仅能看到“太阳王”的光辉，也能闻到“文明未开之鼻”的重量，这话虽带调侃，但并非毫无依据。

气味的问题，除了个人卫生，更大的战争，是发生在城市和城墙之上。

到13世纪，法国国王腓力二世（腓力·奥古斯都）开始大幅度强化巴黎的防御工事。他下令修筑了一圈新的城墙，围起更大范围的城区，这在当时是法国王权加强、城市扩张的重要标志。

城墙建好以后，另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城墙内要“干净”一点。腓力二世的统治时期，巴黎开始有一些原始的“市政管理”概念，比如设置清扫队伍、规定某些街道不能堆垃圾和粪便等。虽然执行层面仍非常粗糙，但至少在意识上，人们开始认识到“粪便乱倒”是个问题。

可是，习惯不是说改就改。哪怕不往街上倒，粪便总得有地方去。于是许多居民干脆把粪便统一往城墙外倒——在心理上，有一条很简单的界限：墙内是“我们”的城市，墙外是“谁爱脏谁脏”的地方。久而久之，城墙外侧的地带，变成巨大垃圾堆，粪便、垃圾、动物尸体、残余建筑瓦砾混合在一起。

你提到的那种场景——粪便堆积在城外，竟然高到足以让盔甲骑士往上爬，利用“粪山”翻过城墙——在史学界被很多作者当作半讽刺半夸张的表述。但基础事实确实存在：大量垃圾和粪堆堆积在城墙脚下，严重削弱城防效果，还经常成为疾病、鼠疫的温床。

为防御安全，后来的几任法国国王确实多次加高、加固城墙。不同城圈一层套一层，巴黎的防御系统在中世纪末，已经形成多道城墙的结构。城内不断扩展，城外的“垃圾带”也在扩展。每修一圈新墙，就多一圈“墙外垃圾区”。

与此同时，城外的臭味、污水、各种腐烂堆积，让巴黎的上层社会最终做出一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决定：干脆躲远一点。

路易十四时期，凡尔赛原本不过是乡下的一座狩猎行宫，因国王的偏爱和强力投资，被改造成巨大宫殿。路易十四据说不喜欢巴黎一方面是政治、权力平衡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安全和城市环境的因素。凡尔赛没有巴黎那种密集且难以控制的民众，也没有那样混乱的卫生状况。王室搬出巴黎，某种意义上，是在用“物理距离”逃离这座又臭又危险的城市。

不过，即便如此，巴黎的卫生状况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迎来转折。

工业革命之前，即便到了18世纪，巴黎和伦敦仍旧臭气熏天。河流是城市的垃圾桶，街道是随手可倒的地方。19世纪，随着霍乱等传染病一次次爆发，欧洲的医生、工程师、官员终于意识到，城市的粪便和饮用水问题，是一个“生死级”的公共问题。

伦敦在19世纪中叶修建了大规模现代下水道系统，帕森斯、巴兹尔盖特这些工程师名字，被写进城市史；巴黎则在奥斯曼改造中，重新规划街道、建地下排水系统，塞纳河的控制和净化也被提上日程。抽水马桶、公共浴室、水塔、供暖系统慢慢普及，“不洗澡”“随地倒粪”不仅被法律禁止，更被道德舆论视为“落后、没教养”。

从这时候开始，欧洲城市的“臭味史”，才真正意义上进入尾声。

但一些旧习惯，和新时代的冲突，却一直延续到今天。

你提到去年乌尔姆大教堂的事情：那是2023年左右多家德媒报道的案件。有人在教堂附近、甚至建筑结构处多次小便，尿液中的成分腐蚀石材。教堂方和文保机构多次警告，称长期下去可能损伤建筑结构。德国媒体一度用“羞耻”的语气报道这一切，乌尔姆市政府甚至考虑增加巡逻和罚款力度。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这么大反响，是因为它触碰了一个隐秘又真实的问题：哪怕在今天的欧洲，“随地小便”仍是在一些人身上根深蒂固的习惯，尤其是夜生活、酒精、节庆活动结合的时候。老城区的巷子、桥洞、小街角，夏天夜里很容易变成密集的“临时厕所”。城市清洁部门每年要花大量经费，用高压水枪冲洗这些地方，甚至特意在墙面喷上一些“防尿”涂层，让尿液反弹回去，以此来吓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