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长沙会战把之前薛岳和杨森之间的矛盾做了表面上的遮盖。后来在三战长沙中，二人又有过相当密切友好的合作。实际上，在二战长沙之前，二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比较尖锐了，其主要体现在人事的安排上面。
人事安排的矛盾
在杨森麾下，有一个主力师师长叫做夏炯。这个夏炯长期在二十军任职，跟随杨森征战多年，作战凶悍，外号夏马刀，在川军内部威望很高。
杨森这边一开始打算提拔夏炯，委任他担任二十军副军长，希望依靠心腹稳固部队内部。
在杨森的设想里，二十军是自己带出来的老底子，提拔自己的老部下，属于军内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是这一提名上报第九战区之后，遭到薛岳的明确反对。
在薛岳看来，夏炯属于旧式川军军人，带兵习气浓重，地方派系观念极强。
薛岳担忧夏炯升任副军长之后，会进一步强化杨森对二十军的掌控力度，战区很难对这支部队进行干预调遣，不利于第九战区统一指挥。
所以薛岳拒绝批准这项任命，还打算将夏炯调离第二十军，派到战区其他岗位，切断他和杨森的绑定。
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作为战区司令长官不同意，副司令长官杨森也只能咽下这口气。
原本这样的矛盾会不断进行发酵，好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杨森这一次的露脸给薛岳续了一大口气，让他在重庆那方面有了交代。
所以自此之后，薛岳和杨森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缓和。
二人的选择
杨森也是个聪明人，他在很多时候都是秉承薛岳意思去做的。他非常清楚薛岳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忤逆自己的意思。而杨森虽然也是性格刚烈之人，但是薛岳毕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听长官命令是一个军人的基本操守之一。
所以在不涉及到切身根本利的时候，杨森也不会和薛岳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 1939 年平江惨案时，杨森和薛岳一拍即合，一个下令一个执行，毫不顾及产生的影响。
1939年6月12日，杨森麾下的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带领两个步兵连、手枪队包围新四军平江通讯处，谎称有公务邀约，将新四军上校参议、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骗出屋外，当即开枪将其杀害。
国民党部队随即冲入通讯处，抓捕全部在场人员，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当场遭枪杀。当夜，罗梓铭（八路军中校团副、湘鄂赣特委书记）、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四人遭受酷刑审讯，敌人试图逼问地下党员名单，四人坚贞不屈，没有泄露任何信息。
是日深夜，这四人被押至虎形岭，推入废弃淘金深井，遭到枪杀活埋牺牲 。
新四军通讯处的财物、枪支、文件全部被洗劫，只有少数人员依靠当地群众掩护侥幸脱险 。事后国民党当局颠倒黑白，污蔑通讯处人员“聚众作乱”，试图掩盖屠杀真相
而此次平江惨案爆发于皖南事变前夜，实际上已经说明当时重庆方面对新四军的态度已经非常尖锐了。
蒋介石对第九战区下达这样的命令，实际上也是看薛岳等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
此时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副司令长官杨森，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态度倒是出奇的一致，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在抗战期间，面对外敌入侵，蒋介石方面却仍然搞出这样一出仇者快亲者恨的事件，让人痛心疾首。国难当头，兄弟戏墙本是心痛之事，然而在这脆弱的合作之中，原本面对日军就已经很吃力了，还在这里搞釜底抽薪、暗中挑拨，其心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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