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发布消息，7月18日发现安放于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艳芳骨灰被盗，报警至今近3个月仍未寻回。
10月10日晚，梅艳芳的大哥梅启明接受采访时痛哭，说最后一次去宝莲寺祭拜妹妹是去年7月，当时骨灰坛并无异样。直到记者打电话，他才知道歌迷早在7月已发现骨灰不见并报警，但警方从未联系他。
更蹊跷的是，梅艳芳妈妈的骨灰同样下落不明。他痛斥偷骨灰的人，并表示考虑悬赏5万港元寻找线索。
对于此事，香港警方的回复是：他们在7月18日当天已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后，案件被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未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与报案人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及作适当跟进。
这件事其实已经不是偶发现象了。
近年来，香港已经发生了多起名人骨灰被盗或失踪事件。
2025年，香港著名武术指导、导演刘家良骨灰被盗，其遗孀翁静晶公开证实，盗贼曾给她发来骨灰盒照片，据称最初勒索6000万港元。
但翁静晶坚决拒付，称“一毛钱都不会给”。
2026年2月，骨灰被寻回。
还有已故著名电影出品人向华胜，宝福山创办人的冯成。
再早一点，还有2019年，信兴集团创办人蒙民伟的骨灰也同样被发现遭到了盗窃。
再加上这一次梅艳芳和梅艳芳的妈妈覃美金的骨灰，接连失窃。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为啥香港近年来频繁会发生名人骨灰失窃案呢？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经济利益驱动。
骨灰勒索本质是一门低投入、高回报、低风险的“灰色生意”，经济驱动力极强。
因为咱们华人传统的丧葬观念，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所以碰到这种事情之后，家属们不愿意逝者骨灰被亵渎、不愿事件闹大影响家族名誉，倾向于私下付钱赎回，而非报警公开。
最典型的就是前面咱们提到的刘家良骨灰失窃案，盗贼为什么敢勒索遗孀6000万港元呢？
那是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就已经发生过很多起富豪名人的骨灰失窃案了，但是大多数人都选择息事宁人，和盗窃团伙私下和解，这才致使他们的贪欲被一步步刺激，持续扩大作案规模。
我们看到现在曝光出来的这些名人骨灰失窃的新闻，其实都是家属选择硬刚，不肯支付赎金，才会报警求助，然后被媒体给知道的。
而那些没有报警，私下支付赎金的，又有多少呢？
肯定会有更多。
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纵容和妥协，才会出现一盒骨灰能被勒索，开出6000万港币的天价新闻。
其实对于这帮歹徒们来说，他们的犯罪成本是很低的。
因为香港的土地极度稀缺，公营骨灰龛位长期供不应求，大量名人、富豪选择私营骨灰安置所或寺院海会塔安放骨灰，形成了庞大的私营殡葬市场。
有很多名人的骨灰，甚至选择放在禅寺会塔里面，就比如梅艳芳的骨灰就安放在了宝莲禅寺。
这些地方呢。安防硬件普遍薄弱，监控覆盖不全、无专人定时巡查，盗贼作案后可将龛位外观复原，日常巡查完全无法察觉，作案后数月才被发现是常态。
而且绝大多数龛位仅靠简单螺丝固定门板，无独立锁具、无报警装置。
歹徒只需要悄悄潜入，用简单工具撬开龛位，即可得手。
他们也不一定非要专注于找到某个名人的骨灰，往往作案的时候，都是一连撬走十几个接连龛位，盗走里面的骨灰，然后回去之后核对信息，挑选有价值的目标发生勒索信息。
而相比之下呢，咱们内地的殡葬体系就严格多了，由民政部门统一监管，安防标准有明确强制要求。
《殡葬管理条例》将骨灰寄存列为基础殡葬服务，以公办骨灰堂、公益性公墓为主，严格管控私营殡葬机构，禁止商业化炒作墓位/龛位。
民政部《骨灰寄存服务规范》明确要求，骨灰寄存格位必须达到防盗标准，必须配备安全监控系统，视频图像信息有法定留存期限；进入骨灰寄存区域一般需登记核验身份。
正规殡葬机构有专人管理、定期巡查，安防漏洞远小于香港的私营龛场和宗教场所。
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违法成本。
为什么犯罪分子敢于去盗走骨灰勒索家属呢？
因为他们知道：哪怕勒索失败，也几乎没有经济损失和法律风险。
香港的法律体系和咱们大陆是不一样的，他们承袭的是普通法传统。
在法律上，不将骨灰本身认定为“财产”。单纯偷走骨灰、不破坏骨灰盒、不实施勒索的行为，很难用《盗窃罪条例》起诉。
这也是香港承袭英美法律体系的核心缺陷。
所以你能看到，在梅艳芳的骨灰被盗窃之后，香港警方只能此案件被列作“求警协助”去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碰到这类案件，警方只能以“串谋勒索罪” 侦办，但该罪名成立的前提是歹徒主动联系家属、发出勒索诉求。
如果盗窃团伙只偷骨灰不勒索，或者家属选择私下和解不报案，那么警方很难主动立案、定罪。
你像这一次的梅艳芳骨灰被偷走之后，犯罪分子不给家属发生勒索短信，那么警方就没有办法当作刑事案件来立案调查。
而在咱们大陆呢，我们有对骨灰有专门的刑法保护。
《刑法》第302条设立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只要秘密窃取骨灰的行为完成，即构成刑事犯罪，最高可处三年有期徒刑，完全不以是否勒索为前提。
只要盗窃骨灰，即触犯法律。
若盗骨灰后同时实施敲诈勒索，同时触犯敲诈勒索罪，数额巨大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司法实践中会择一重罪处罚。
而即使是泄愤、配阴婚等无经济勒索目的的盗骨灰行为，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咱们对比下来。
在内地想要犯案，不仅作案成本高：正规殡葬场所监控、门禁、防盗设施齐全，撬龛作案极易被捕捉锁定，一旦实施盗窃，立即触发刑事立案，侦破优先级高。
而且收益风险比极低：勒索成功率低，且无论是否勒索成功，只要实施盗骨灰行为就面临刑事处罚，犯罪性价比极低。
所以，内地同类案件几乎都是个人泄愤、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导致，极少出现以盈利为目的的团伙作案。
但是在香港就不一样了，偷走骨灰本身并不算犯罪行为，在偷走之后，出于华人传统丧葬观念的影响，名人家属们往往选择息事宁人，支付高额赎金，犯罪成本与收益严重失衡，这不等于就是法律在鼓励这些人去犯罪吗？
这就是香港沿用英美法律体系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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