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农村里有个常见现象，同村同姓的人家，往上数几代往往出自同一个祖宗，后来又分成各家各户 我们槐树村就是这样，全村姓陈，祠堂里一块"颍川堂"的匾，说是一百多年前从河南迁来的。
分了户，没分坟，清明还是一个方向磕头。
磕完头，事儿就来了。
村西的老宅要拆了，镇上修路，补偿六十八万。
老宅三间正屋两间偏房，房梁上刻着字——"光绪二十六年 陈守拙立"。守拙是全村的老祖宗，这宅子是根。
按规矩，长房长孙主持分钱。
长房长孙是我大伯陈广发。
清明当天晚上，大伯把各户当家人叫到老宅。
灯泡吊在房梁上，昏黄昏黄的，照着一屋子烟头。
"六十八万，"大伯用指甲弹了弹桌上的协议，"修路占的是祖产，祖产归祠堂，祠堂归长房管。
我先拿三十万修缮费，剩下三十八万，各户按人头分。" 屋里静了几秒。
我三叔陈广旺坐在门槛上，烟没点，就夹在耳朵上。
他笑了笑："大哥，房契呢？" "什么房契？" "老宅的房契。
爹临走前说过，宅子五户轮着管，十年一换。
今年该轮到我家了。" 大伯把协议折起来，塞进上衣口袋，动作很慢："那是爹老糊涂了说的话。" "爹走那年你在外面包工程，"三叔把烟从耳朵上取下来，捏在手里，"是我给爹端的屎盆子。
爹清醒得很，他把东偏房的钥匙给了我，说轮到谁管，钥匙在谁手里。" 大伯没接话。
他端起桌上的茶缸，喝了一口，又放下。
缸子底磕在桌面上，响了一下。
"钥匙算什么。"他说，"族谱上我是长房。" 这时候我二姑开口了。
二姑嫁在本村，按理不算本家人，但她来了，谁也没拦。
她从布包里掏出一个红本本，塑料皮都磨白了。
"这是八二年份地的时候，爹按的手印。"二姑把本子摊开，"老宅五户共有，白纸黑字，生产队做的证。" 大伯看了一眼，没伸手去接。
他转头看我爹。
我爹排行老四，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他蹲在墙根，一直在搓手上的一块泥，搓了半天也没搓掉。
"老四，你说句话。"大伯说。
我爹抬起头，看看大伯，又看看三叔，最后看着桌上的协议，说："大哥，这字……先别签。" 大伯的脸沉下来了。
真正让屋里炸开的，是第二天。
三叔找了镇上的律师，律师查了县档案馆的地籍底册。
底册上写得明明白白：一九五一年土改登记，老宅登记在陈守拙名下，共有人一栏，填了五个名字——五房的先祖，一人一个。
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这宅子谁都有份，长房说了不算。
大伯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村委会盖章。
村主任后来说，大伯的章举在半空，停了好几秒，最后还是盖下去了，盖的是他自家的名字。
当天晚上，大伯把三叔堵在老宅门口。
"你查我？"大伯说。
"我查宅子。"三叔说。
"一个祖宗的，你让外人来查我？" "律师费八百，我自己掏的，没花祠堂一分钱。" 大伯伸手去推三叔的肩膀，三叔没躲。
推了三下，三叔退了三步，靠在门框上，还是那句："大哥，房契没有，底册有。" 后来这事上了镇里的调解会。
调解员是个年轻人，翻着材料说，按继承法走，五户平分，每户十三万六。
大伯坐在椅子上，一直没说话。
三会的时候，他把那份签了自己名字的协议撕了，撕得很整齐，撕成四片，放在桌上。
"我不要了。"他说，"一分钱都不要。" 他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回过头："我守了这宅子三十年，漏雨我修，墙倒我砌。
九八年发大水，正屋塌了半间，是我拉的水泥，你们谁出过一块砖？" 屋里没人接话。
钱下来那天，是腊月。
五户各领了十三万六，大伯那份，他真的一分没拿，让村委会代管，说留给祠堂修匾。
除夕那天，我去老宅贴对联。
正屋的门锁着，锁是新换的，不知道谁换的。
东偏房的门开着，三叔在里头收拾东西，把一口旧缸往外搬。
"三叔，这缸搬哪去？" "我家。"他说，"轮到我管了，东西我先理一理。" 我看见缸沿上刻着字，小小的，地凑近了看——"守拙"两个字，边上还有一行更小的：五户同用。
三叔把缸搬上三轮车，用绳子捆了两道。
开春，修路队进场，老宅拆了。
拆梁那天我去了，吊车把正梁掉下来，梁上"光绪二十六年 陈守拙立"几个字朝天，太阳照着，崭新崭新的，像刚刻上去。
六十八万，五户人家，分了。
只有祠堂里那块"颍川堂"的匾，到现在还没修，金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里头的木头。
清明又磕头，五户人还是一个方向。
磕完头，大伯和三叔在坟前碰上，大伯递了根烟，三叔接了。
两个人站在那抽完，谁也没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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