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冀鲁豫边区，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面对的，不只是一张敌情地图，还有一笔怎么也填不上的军需账。
平汉铁路以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和地方武装交错存在。这里的战斗没有固定的前线，村庄可能白天归这一方，夜里又被另一方控制。八路军刚刚站稳脚跟，粮食、弹药、冬衣便接连告急。
1938年9月，杨得志率部在当地作战，曾歼灭伪军扈全禄部一千余人。打仗需要勇气，长期坚持却更考验后勤。战士们端不起饭碗，枪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杨得志最担心的，正是部队吃不上饭、穿不上衣。
当时，国民政府承诺按照八路军三个师、约四万五千人的编制发放军饷，但款项经常拖欠，实际拨付也远不能满足部队扩大的需要。敌后斗争越发展，八路军人数越多，原有的军需标准便越显得捉襟见肘。
杨得志只好前往八路军总部，向彭德怀说明情况。总部同样困难，许多根据地都在伸手要钱，连高级干部的日常津贴也极其有限。彭德怀听完后，亲自写下一张条子，批给冀鲁豫部队一万块大洋。
杨得志看着条子，没有马上离开：“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万七千多人，一万块大洋，远远不够。”
彭德怀的回答很直接：“不要的话，就留给别的部队。”
这句话并不是责备，而是当时整个敌后战场的真实处境。杨得志明白，总部不是不想多给，而是确实拿不出更多，只得带着这笔钱返回根据地。对一支正在扩大的部队来说，一万块大洋只是应急，却能暂时稳住军心。
钱从哪里来？
红军时期可以打土豪、分田地，但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必须维护统一战线，不能把普通富户一概当作筹款对象。真正能够成为目标的，是那些依附日军、替敌人搜刮百姓的汉奸和恶霸。
当地群众把这类人称作“高二穷种”。这个称呼并非单指有钱人，而是指手中有土地、粮食和钱财，又借助敌伪势力欺压百姓的人。他们的财富，往往带着掠夺和告密的痕迹。
杨得志采取的办法颇为强硬，却有明确边界：抓捕有罪证的汉奸，公开揭露其罪行，再责令家属交出赃款赎人。这里的关键，不是见财起意，而是把筹粮筹款同惩办汉奸结合起来。根据相关回忆，这类办法后来筹得七万块大洋，缓解了部队的给养压力。
有意思的是，杨得志解决军需，并没有只盯着钱粮。他很清楚，冀鲁豫地区武装成分复杂，若只靠八路军几支主力部队，很难迅速打开局面。能不能把地方武装争取过来，同样是作战的一部分。
山东一带有个地方武装首领刘杰三，部下数百人，武器虽杂，却有一定行动能力。日军占领当地后，曾试图拉拢他充当汉奸，刘杰三没有答应。这一点，在杨得志看来，比他的出身、习惯和队伍旧规矩更值得重视。
一些同志对此颇有顾虑。刘杰三年纪已大，生活方式也与八路军干部相差甚远，贸然接纳，难免带来管理问题。杨得志没有回避这些矛盾，只问了一句：“是先动员他抗日，还是先让他改掉所有旧习惯？”
这不是替刘杰三开脱，而是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抗战环境下，能否拒绝日军、能否带队伍打敌人，是争取地方武装的首要条件。至于编制、纪律和作风，则需要在合作中逐步改造。
在杨得志推动下，刘杰三部被纳入八路军领导的游击武装体系，承担打击日伪军的任务。这样的部队不能一接收就当作正规军使用，人员审查、政治教育、指挥关系和纪律约束，都要慢慢建立。所谓任命“司令”，更多是争取、利用和改造并行的一种办法。
一边从汉奸手中追缴被掠财物，一边把愿意抗日的地方武装纳入统一指挥，杨得志处理的其实是两个难题：部队怎样活下来，力量怎样壮大。冀鲁豫的斗争之所以艰苦，正在于敌人不只在炮火中，也藏在粮道、村庄和复杂的人际关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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