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中为什么主阴不主阳，主藏不主躁动，主归根不主茂壮？这既是老子形而上的宇宙观选择，也是应对复杂现实的实践智慧，其核心在于通过阴性特质实现持久和谐与根本转化，《道德经》隐含着母系社会文化的记忆，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母性品德视为最高准则，与《易经》的阴阳并重不同。“万物负阴而抱阳”，但老子更注重阴性的主导作用，他认为阳性易走向极端，而阴性能持久调和矛盾，老子将“道”描述为“玄牝”“谷神”，强调其如同母体般孕育万物，具有包容、虚静、柔弱的阴性特质，这种“唯阴主义”认为世界的根本动力来自隐性、深层的阴性力量，而非显性的阳性表现。道家被视为“阴性文化”，因其继承母系社会的价值观，推崇母性品德，这与儒家主张阳刚礼法形成对比，强调滋养而非控制。阴阳概念早在《易经》中已现雏形，但将其升华为宇宙根本法则的是老子。
在《道德经》之前，阴阳多用于解释自然现象如日月更替、寒暑变化，老子创造性地将这对范畴抽象为“道”的具体显现形式。老子这种价值根源和类比基础应该是来源于太阳的日周期（晨、午、晚、夜）和年周期（春、夏、秋、冬）运行变化为基础的，这也是老子退化历史观的原型。老子是一个善用类比的高手，他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中讲到了“四失”，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种更迭不就是自然界自然的现象吗？由于老子将道等同于创造之前的混沌状态，所以自开辟以后依次有“道”的时代，“仁”的时代，“义”的时代和“礼”的时代。他采用的句式也很有意思，“失……而后……”这样的重复句式，这样的更迭秩序很是“自然”流畅。老子自以为他所处的时代为四世代中的最后一个“礼”时代，最后这个时代是堕落的极致，黑暗的极点，自然它也是回归的前奏。
老子强调自然的无为，反对人为的规范和约束，而“礼”作为一种人为的规定，它 违背了自然的法则。他反对礼的具体理由是①礼是祸乱的开端。②礼导致社会的虚伪和不真实。老子认为“礼”是社会混乱的标志，是大道废弛后的产物，当智慧出现时，才会有大伪，所谓的美德和规范，老子认为那是社会混乱的产物，它不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他认为“礼”是用来弥补“忠信”不足时的产物，实际上会引发混乱和祸乱。正是基于此，老子表现为对第四时代的痛恨与回归本源的强烈希望，这句话也是他这种痛恨与希望的真实流露，老子把初始时代当作是社会的理想时代，自然有了他的理想的价值取向。也成了他的退化历史观的根源和来源， 把儒家推崇的“礼治”视为是历史上最最坏的统治，也就不足为怪了。
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里，“道”和“一”是相互指涉的，代表创世前的混沌状态，以下的“二”“三”和“万物”分别代表着后世的三个时代，第四时代也就是回归前的时代。老子所喜欢的时代是那个混而分化的“一”时代，《三国演义》第一回说：“分之必合，合之必分”，这是天下大势，《韩非子》中蕴含有类似的思想，如：“一治一乱”。这虽然是历史政权分裂与统一的动态平衡的总结，但也适合人和事物变化无常，分合无定，人和事物的分分合合虽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注定。“万物”终归要恢复到“一”的混同状态，就象“夜”回归“晨”，“冬”回归“春”一样的注定和必然。所以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王”。“一”相对于“二”“三”和“万”的状态来说，无疑是老子情有独钟，全心向往的至善境界，他相信他的政治理想是符合历史循环趋势的。
退化史观，历史循环论不独老子有，在古印度也持有同类观点。早在古印度的《阿达婆吠陀》中透露了周期性毁灭与再造的观念。到了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已发展为四个阶段的循环模式：①第一世：圆满世（沿续4千年）；第二世“三分世”（沿续3千年）；第三世“二分世”（沿续24年），第四世“争斗世”（仅有一千年）。四世加在一起和彼此之前的过渡时期，整个循环在12000间完成。在循环历史过程中，人类的寿命越来越短，道德越来沦丧。智力越来越衰退。四世循环中的每一世都分别自成一个小的循环。
自然包括发生、衰弱和毁灭等不同阶段。这种退化历史观的四模式不仅古印度有，在古希腊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中，他也描述了四时代，分别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它们也是依次循环。在亚历山大的《拉丁美洲的神话》中也有四阶段的历史观。由此看来，循环历史观世界各地都有，但都没有像老子那样成为自己的哲学观。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世界哲学思想纵横（第638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责编：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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