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氏哥俩儿：恶棍“斗”不过吝啬鬼|严氏哥|举人|吝啬鬼|哥俩儿|恶棍|监生|银子

儒林外史》里有严氏哥俩儿，广东高要县人。老大叫严大位，是个贡生，有在国子监读书的资格，自家门口可以竖旗杆以显扬，可以参加举人考试，遇到县长有缺，可以立即递补上去做县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全日制公费研究生，在地方上有一定社会名望；老二叫严大育，是个监生，是花钱买的在国子监读书的资格，也可以参加举人考试，但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成人或自学大学本科。贡生和监生只是学籍，不是学历，可以不入国子监学习。小说结尾有明朝近一百三十年间“采访儒修赐第姓名籍贯榜”，严大位名列第三甲第二十六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严大育没有上榜，这是因为严大位具有“出贡”的初始资格——秀才（大体相当于重点大学本科），而严大育连秀才都不是。当然两人都没有中举，严大育甚至可能都没有参加过举人考试。哥俩儿都没考取功名，学业有别，同居乡间，名望不同。

哥俩儿的性格和待人接物的态度方式也天差地别。

老大严贡生“蜜蜂眼，高鼻梁，络腮胡”，长相凶恶；性格固执强势，城府深沉，工于心计，为人狠厉苛吝，杀伐果断；又喜显摆吹嘘，谎话连篇，招摇撞骗，厚颜无耻，趋炎附势。一大家子人吃喝无度，越吃越穷，越穷越吃。作为读书人斯文扫地，不加掩饰地蛮横无理地去攫取占有别人的财富，成为一个集霸凌、苛吝、欺诈于一身的恶棍。

恶棍严贡生的“恶迹”主要有六条：

一、猪闹事件。自己的小猪跑到邻居家，借口“不利市”，让邻居花八钱银子买回去，猪养大到一百多斤，跑到他家来，让人家“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领猪”。两家争吵了几句，严老大几个“生狼一般”的儿子竟把邻居打个臭死，腿都打折了。猪留恋故居跑来跑去，却闹得邻里大动干戈。邻居无法，状告他于县府。

二、“虚钱实契”逼人家还利钱。人家只是立了二十两银子的借据，实际上并没从他手里拿钱，等到人家去要回借据时，他却扣了人家的驴、米、稍袋作利钱。要是碰到鲁智深，也许会问“你如何虚钱实契要了人家的驴?”怪不得人家鸣冤县府。

因为以上两个案子，县里差人找他审断，他得了风声，溜之乎也，跑到省城参加科考，又顺便为二儿子与周家谈妥了婚事，像极了薛蟠打死了冯渊，带着霸占来的丫头，投亲京城，逍遥自在去了。

三、婚娶儿媳，回乡“药”诈事件。在省城高底街（谐音“高低结”，暗讽周严两家联姻门户不当，高低不对）为二儿子娶媳妇时，耍威风（四个戴红黑帽子的，手里拿着鞭子，站在门口）摆“臭排场”（彩轿旁边的遮阳上贴着“即补县正堂”），却压低吹手的价钱（从八钱压低至二钱四分），还苛责四斗子办事不力，虽来了两个吹箫（箫声呜咽，能营造喜庆气氛?）打鼓的，但毕竟穷酸寒碜，致使亲家无奈，婚事冷清。而雇了两只大船回家，更是摆谱摆到十足，借了“巢县正堂”的金字牌，“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又叫一班吹手（这回不知压价几何？）开锣张伞，吹打上船。在船上，严老大假装身体不适，把吃剩下的药放在“害馋痨”的掌舵驾长手边，驾长一片一片地偷吃了他的“非常名贵”的“药”（实际是云片糕），他借此赖掉了十二两银子的船钱，再叫两乘轿子，摆起执事回家。在乡人面前露足了脸!

四、强占弟妇住房事件。以二儿子过继给弟妇为名（弟妇要过继他五儿子），让儿子儿媳强行住进正房，弟媳搬出正房住厢房，好借此霸占弟弟家的房产、地产及典舖经营权，让弟妇称呼儿子儿媳为“二爷”“二奶奶”，儿子儿媳则叫弟妇为“赵新娘”，不承认弟妇赵氏正妻的身份和地位，为以后谋夺弟妇财产张本。

五，炼成“告状专业户”。弟妇赵氏不惧严老大“揪着头发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来领出发嫁”的威胁，跟严老大大吵大闹之后，到县府状告严老大。因汤知县也是妾生儿子，就承认赵氏的“妾扶正”身份，听凭赵氏自主立嗣。严老大不服判决，就从府（府尊也有妾）到省，再到京城部里，逐级上告，成为“告状专业户”，最后和弟妇七三分成才算罢休。赵氏幸运！如果不是碰上与“妾”有关联的知县府尊，那“三分”的财产到哪里寻去？

六、严老大总吃人家的席总也不回请，却借“竖旗杆”请客，拉人出贺礼派份子，欠厨子、屠户的钱几年不给。这比起上面几宗事，当然就不是个事了！

严贡生身体力行，明白无误地彻底实践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做人处世准则。不过，他的这些恶迹，比起当今的“恶棍”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

老二严监生性情内敛，胆小懦弱，为人处世委曲求全，力求息事宁人，若被逼无奈或有求于人，或使钱或送钱，心里不甘，却也慷慨，但“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得了”，给自己治病“舍不得银子吃人参”，吝啬得要钱不要命，这和有十多万两银子家产的身份极不相称，没有他老大一家人“活得”通透，一家人都是“吃货”。

严监生是怎样把自己炼成吝啬鬼的呢？正妻王氏死后，他花大本钱获得王氏娘家的两个哥哥的帮助，再加上小妾赵氏的努力周旋，总算把赵氏扶为正妻，带着三岁儿子过活，日子正该有个奔头，可惜苍天无眼，他却生了病。临死时，“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总不得断气，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手指头”，大侄子、二侄子、奶妈依次说他“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等，他听了不是“把头摇了两三摇”，就是“把眼睁的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最后“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 ，还是赵氏夫妻知心，说：“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

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守财奴就此谢幕，变成了吝啬鬼！

其实严监生是个可怜人，一生受尽“大房里的气”，替大房“擦屁股”（替老大花钱打发抓他的差人）还被大房斥为“不济”，可他哪里知道，自己寄予希望的儿子不久出了天花，步他后尘夭亡，而他唯一的未亡人赵氏的生存危机正迫在眉睫!他可能更不知道的是，他和刚刚登上正妻之位的赵氏联袂精彩奉献的“两茎灯草”的悲喜剧，使他“一下子冲上了热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足以和西方文学作品中同时代的夏洛克、阿巴贡媲美的经典吝啬鬼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