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塚久雄（来源：《大塚久雄著作集》，mercari网站）
在战后日本思想史上，大塚久雄（1907-1996）作为经济史学家，与政治学的丸山真男、经济学的宇野弘蔵等人共同被称为战后日本思想界的中流砥柱；他所开创的“大塚史学”，深刻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史研究以及关于近代化、资本主义和社会组织的讨论。
但对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大塚久雄却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为什么一位在日本思想史上如此重要的学者，在中国却相对陌生？而他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那些问题，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于1955年出版，是理解大塚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这本著作的核心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诞生在西方世界，且这套制度能辐射全球？为解释这个问题，大塚将目光投向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东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他综合吸收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资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史研究方法。从土地和共同体出发，对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等不同社会形态展开比较分析，并进一步追问现代社会形成的历史条件。2024年这部日本经济史学经典终于推出精校中文版。我们邀请到本书译者周雨霏老师，从《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出发，重新认识大塚久雄及其思想世界。
本次采访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魏思雨负责，韩宗洋、刘子莹共同参与完成。
01
大塚久雄与战后日本精英体验的“时代精神”
学人：您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大塚久雄和他的著作体系呢？
周雨霏：大塚久雄（1907-1996）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与经济史相关的研究，第二种是对于人的存在方式本身的思考。
这跟他的人生阅历有关。大塚三十多岁时因事故失去左脚，几年后又罹患肺结核，先后经历三次大手术，并切除了左肺。此后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算好。另外，大塚久雄是虔诚的无教会派基督徒，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不久，就一直参加内村鉴三（1861-1930，基督教思想家）主持的圣经研究会。大塚久雄最初有意学东洋史，后来考入东京帝大经济学部后，就开始从事欧洲经济史的研究。
如果把大塚的学术思想分为“表”与“里”的话，他的经济史研究属于“表”，是一种在制度以及其他外因综合作用下的合理选择；他关于信仰与实践的思考，对于个人伦理与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属于他思想中的“里”，是他的终身事业。他的经济史研究并非停留在数据的整理和罗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收集欧洲企业的一手资料本身也不现实），而是关注长时段的社会经济转型，通过抽象化的“理想型”（Idealtypus）来分析各种国民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大塚还很关心“个人”在宏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如《近代化的人性基础》（1946）、《社会科学中的人》（1977），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促进前近代封建社会转型，以稳健方式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呢？这些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呈现出什么样的精神气质（ethos）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塚的经济史研究和他对人性和生存方式的思考，是表里合一的关系。
学人：您翻译的大塚久雄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于2024年出版。大塚的代表作还有《社会科学的方法——韦伯和马克思》（1966）和《社会科学中的人》（1977），您为什么选择翻译这本呢？
周雨霏：《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属于大塚的经济史研究范畴，但是跟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译本《股份公司发展史》性质又不太一样。后者由于是学位论文，具有明显的个案分析、考证的色彩。《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原本是研究生课程的讲义，出版时大塚已经在学术界，包括公共言论界树立了不言自明的地位。在大塚看来，本书更像是他对于人类社会集团发展的体系化认识，因此更接近经济史研究的一般理论。
《共同体的基础理论》
作者: [日] 大塚久雄
译者: 周雨霏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我选择翻译这本书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本书是经济史研究的入门读物。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养主义”在日本大学文化中仍具影响力，本书长期是旧制帝国大学及一流高校学生的经典书目，对他们形成历史认识与社会科学素养至关重要。翻译此书有助于国内读者理解战后日本精英所体验的“时代精神”。
第二，是出于学术研究上的考虑。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大塚久雄的关注还比较有限，但在一些研究著述中，已经可以看到对《共同体的基础理论》的引用。此次翻译，也是希望为今后的研究和引用提供便利。因此，在这个译本中，大塚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韦伯的引用，我都尽量参照已有的权威中译本，方便今后的研究者核对和引用。
台湾联经出版曾于1999年推出此书的繁体中文版。可惜的是，这个译本读起来实在有些吃力，很多地方措辞生硬、语感别扭。此次推出简体中文版的新译本，也算是为这部经典著作在华文世界提供了一个更适合长期流传与引用的中文版本。很巧的是，在翻译此书的同时，获悉日本岩波书店也在筹划出版《共同体的基础理论》的岩波文库版。文库版的刊行，意味着此书作为战后日本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地位算是盖棺定论了。
02
不应该从非历史的外在视点了解“共同体”
学人：当日本知识分子们讨论“共同体”时，他们究竟在讨论什么问题？
周雨霏：战前日本社会科学界对“共同体”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的影响。滕尼斯在1887年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里，提出了“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这组非常有影响力的概念。简而言之，滕尼斯关注19世纪末欧洲社会快速变化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传统亲缘、地缘、习俗和亲密关系正在被契约化、工具化、现代化的社会关系所取代。
滕尼斯
滕尼斯的共同体论传入日本后，超越了社会学分类。尤其在战前战时，日本知识界常讨论日本和亚洲是否为“共同体”。“共同体”概念不仅描述社会关系，也影响人们对日本、亚洲和现代社会的理解。
但有意思的是，当时日本学者对“共同体”这个词的使用，其实相当灵活，甚至可以说有些随意。1940年，《中央公论》曾在京都组织过一次四人座谈。当时从满铁暂时回国的橘朴（1881-1945，记者）谈到，自己原先一直认为，日本已经克服了“共同体”所带来的那些负面影响。但卢沟桥事变以后，他慢慢意识到，原本深深嵌入日本人精神结构中的“共同体”并没有真正消失，反而又重新浮现了出来。与此同时，他对于东方和西方社会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后来他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共同体”恰恰是东方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而西方社会从根本上说则更接近“社会”。这样一来，在橘朴那里，“共同体”和“社会”就不再只是两种社会关系的类型，而逐渐被赋予了更强的文明论意味，甚至开始被用来区分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形态。
同样参加这次座谈的平野义太郎（1897-1980，法学家），后来在1945年出版了那本颇具争议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历史基础》。这本书将日本国体论、民族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共同体”概念结合。其实在此之前，平野就因“共同体”问题与戒能通孝（1908-1975，法学者）在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中发生过著名论争。平野强调中国农村具有共同体性质，到了1945年的著述中，他又进一步把这种理解推进到伦理和道德价值的层面。他认为，家制度、祖先崇拜，以及为了保卫自身共同体而形成的爱国主义式团结，并不是日本所独有，而是亚洲各国普遍具有的特征。这样一来，“共同体”在平野那里就不只是一个用来描述农村社会结构的社会科学概念，而逐渐被提升为一种解释亚洲文明共通性的框架。亚洲各民族之间所谓的亲近感乃至“兄弟关系”，也由此被赋予了共同体论上的依据，并进一步被用来论证日本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盟主的正当性。
在大致同一时期，三木清（1897-1945，哲学学者）也发表过不少关于“东亚协同体”的论述。不过，三木的讨论更多还是停留在哲学层面的思辨，他试图从历史哲学和近代“超克”的角度去理解东亚秩序的可能性。同样参与昭和研究会的尾崎秀实（1901-1944，记者）相比三木的论述要现实主义得多。他更关心的是当时东亚局势本身，包括中日关系、国际力量格局以及战争发展的可能走向。因此，他谈“东亚协同体”时，往往带有很强的时局分析和政治预测色彩。
在《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大塚久雄只提过一次滕尼斯。他注意到韦伯和滕尼斯在“共同体”这一概念上的分歧。大塚遵循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的用法，但韦伯和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理解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学人：围绕着这本书和大塚的理论衍生出了丰富的研究讨论，包括商业社会的成立过程，亚洲的独特性，和跨国农村发展比较史等。您认为大塚久雄的理论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是“大塚史学”本身的魅力所致，还是跟日本战后以来的时代氛围有关？
周雨霏：我建议读者在接触《共同体的基础理论》的文本之前，先花一些时间读完这本书的解说。2002年，这本书收入“岩波现代文库”时，卷末解说由政治学者姜尚中撰写；2021年推出“岩波文库”版时，则改由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的小野塚知二教授撰写解说。小野塚教授师从大塚久雄的弟子关口尚志，因此对于比较经济史学在战后日本思想史诸潮流中的位置，以及这一学术传统的代际传承与演变，有着相当切身的认识。中文译本同样邀请小野塚教授撰写解说，并在日文版的基础上大幅增补篇幅，进一步梳理比较经济史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当代日本历史研究所遭遇的挑战。
“解说”中明确提到，比较经济史学诞生的土壤，是战后初期，日本对“近代化”的无条件拥抱以及学习西欧、追赶西欧的时代精神。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1964年，东海道新干线开通，东京举办奥运会；1970年，大阪又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对当时许多日本人而言，长期以来“追赶西欧”的历史任务似乎已经基本完成。1968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西德，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如果说大塚、松田智雄（1911—1995）、和高桥幸八郎（1912—1982）这一代学者对近代转型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所面临的现实课题，那么，出生于1930至1940年代、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进入学术成熟期的一代研究者，则逐渐偏离了这一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工业革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等课题。
这一代学者亲历了安保斗争与学生运动，见证了“后1968”时代日本社会与知识界整体氛围的转变。随着政治动员的退潮以及思想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大众社会还是知识界，都逐渐远离以进步叙事为特征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这一代学者究竟如何看待比较经济史学的创始一代呢？我想，这一问题只能放回到具体个人的处境及其所处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去理解。幸运的是，战后日本思想史留下了大量足以考察这些细节的史料，使我们能够具体生动地把握这些学者的思想、情感与相互关系，而不是采用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外在视点。
学人：这几年中文互联网上“附近的消失”这个说法很流行，很多人觉得自己和邻居、和具体的生活场域越来越疏离。您觉得这种感受和大塚久雄讲的“共同体解体”是同一回事吗，还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
周雨霏：我觉得这是两个维度的问题。大塚久雄所说的“共同体的解体”，其实更接近滕尼斯意义上的那种社会关系转型。也就是说，原先建立在血缘、地缘和精神纽带之上的人际关系——比如大家族或氏族这样的血缘共同体、日本传统的“村社会”这样的地缘共同体，以及宗教团体中常见的精神共同体——逐渐让位于一种以个人、契约和合理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当然，共同体并不会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而彻底消失。即使在政府与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家庭、师门、行业乃至各种较为封闭的小圈子里，仍然会保留某些共同体式的人际关系。这些关系一方面承担着情感上的归属、信任与互助功能，另一方面又往往同资源获取、机会分配和利益协调联系在一起。
大塚久雄曾多次以相当大的篇幅，描述自己对于“共同体解体之后的人”所抱有的理想形象。体现这一理想的人物之一，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946年8月发表的《自由与独立》中，大塚有这样一段话：
“富兰克林幼年生长于贫寒卑微的家庭，一步步向上，成为富人，如今名扬世间。一介贫苦少年，却仿佛不知卑屈为何物，具有独立人的品格，完全不受社会习俗束缚地自由成长。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如洒脱。富兰克林虽只是一名印刷厂学徒，却能够坦然地与高官或享誉世界的大学者谈笑风生，也不惮于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与对方展开论战。如果是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下，他肯定立即会被指责为‘缺乏自知之明’、‘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吧。可是，富兰克林不受任何阻碍，像风一样自由。”
大塚久雄生活的时代，日本农业人口约占一半。加上进城务工但仍与农村联系紧密的人，当时许多人的人际关系仍带有浓厚的“村社会”色彩。村社会并非田园牧歌，它有很强的互助功能，如维护用水、农道、山林，以及应对灾害，都需要共同体协作。但它也对个人有很强约束，对外来者保持警戒，甚至介入私生活，“村八分”就是同调压力的典型例子。至今，“村社会”仍常被用作批判性参照，反思日本社会的同调压力问题。因此，大塚强调克服“共同体”式的人际关系，并塑造现代人的精神类型，其实正是在回应他那个时代日本所面临的现代化课题。
而工业社会里个人越来越原子化，其实是一个更偏后现代的问题。日本知识界对这个问题比较集中的讨论，大概是在1990年代以后。这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脉络，就是 association 论重新受到重视。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兴起，再加上后来金融危机、长期经济停滞、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等问题不断出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市民社会中的连带，以及“从下而上”进行变革的可能性。与此同时，NPO、NGO、合作社以及各种市民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 old left 的转型：不再把重点放在通过政治革命取得国家权力，而是更关注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建立自治、合作和共同决策的组织，再通过这些基层实践一点点改变社会。它想恢复的也不是传统那种封闭的共同体，而是一种既能够互助，又尊重个人独立和开放性的社会关系。
03
被忽视的大塚久雄与“大塚史学”
学人：有学者指出，大塚久雄没有激烈抵抗抗战时期日本主导的战时统制经济体制，而是表现出了配合的倾向。我们该怎么理解其人的立场，以及他的经历和著作之间的关系？
周雨霏：这个问题必须置于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理解。自1925年《治安维持法》施行以来，日本国内的思想与言论统制不断强化。最初，打压的主要对象是共产主义者及左翼运动人士；进入1930年代以后，统制范围又逐渐扩大到自由主义者。1937年，在“国体明征运动”的背景下，文部省思想局编纂并刊行《国体之本义》，随后又通过一系列“教学刷新”与思想教化措施，将以国体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进一步贯彻到各级教育机构之中。战时日本处于一种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思想环境。
如果将视线进一步聚焦到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0年，“森户事件”爆发，森户辰男（1888-1984，社会思想家）和编辑大内兵卫（1888-1980，经济学家）因刊载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想研究而被追责，并被迫离开东京帝国大学。192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大森义太郎（1898-1940）因政治立场被校方追究，被迫辞职。1937年，矢内原忠雄（1893-1961，经济学家）因公开批判日本对华战争被教授会弹劾，辞去教职。1938年，围绕自由主义者河合荣治郎（1891-1944，经济学家）著述问题的冲突升级，演变为“平贺肃学”事件，经济学部分裂，13名教员辞职。
大塚久雄于1939年回到东京帝大经济学部任助教授，这就是他身处的政治环境。的确，如个别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大塚在战时对日本的超国家主义采取了相对妥协的立场。不过，若从其研究的实际功能来看，他的学术工作与总力战体制下的统制经济及战力研究之间，并未形成明显的直接关联。战时，大塚曾在《大学新闻》等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涉及生产力扩充、日本的“世界史使命”等议题的文章，显示出其思想与当时战争体制之间并非毫无接点。
然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既非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也并不具有很强的直接实用性，因此，其学术研究对于战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际上影响有限。就此而言，很难据此进一步追究其在具体战争政策形成上的直接责任。不过，大塚对于“生产力”的重视却具有相当明显的连续性。即使到了战后，在观察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他依然倾向于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理解和评价经济变迁的重要尺度。就这一点而言，大塚的立场并不具有特别强的新颖性；早在亚当·斯密那里，生产力就已经被看做是国富的核心了。
学人：大塚久雄与丸山真男并称日本战后思想两大高峰，很多人只知研究政治思想的丸山真男，不知经济史学家大塚久雄。您怎么看待两者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的巨大差异？
周雨霏：如果从全球思想史的视野来看，除去个别例外，至少在20世纪，非西方思想家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本就远逊于西方思想家。非西方思想家在母语文化圈外的影响力取决于对象文化圈的知识需求。近代中国对近代日本的研究已有近150年，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日本论。在此背景下，中国读者多少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中国式的Japonisme（日本风趣）。我在这里借用Japonisme这个词，指中国读者对日本作者抱有的一种前理论的（pre-theoretical）的预设和期待。这使得读者对日本作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期待日本作者提供某种“日本特有”的经验。近年来，国内引进了不少同时代日本作者关于日本历史与社会的研究著作，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第二是期待从日本作者的眼中看中国，也就是“他者之镜”效果。内藤湖南（1866-1934）、宫崎市定（1901-1995）、沟口雄三（1932-2010）等东洋史学者在国内的读书市场上经久不衰，正反映了这一倾向。
相对而言，日本学者是如何研究欧洲的？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太多人关心。2001-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译从“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翻译了三十多本日本学者关于西方现代思想的著作。可惜，这一译从影响有限。虽然学习西方思想、制度是日本近代化的核心，但中国读者对日本化的西学，兴趣主要集中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
丸山真男
近年来，国内阅读市场对丸山真男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为理解近代日本提供的一系列批判性视角：例如，日本超国家主义形成与崩溃的制度机制，日本思想中持续潜存的“古层”，以及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种种结构性的矛盾与不合理性。虽然丸山真男所依凭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黑格尔、韦伯、施米特等欧陆思想家，但其问题意识的落脚点始终直指日本的现实政治。
与丸山不同，大塚久雄的大部分代表作都围绕着欧洲展开。比如《股份公司发展史》主要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意大利与南德的商人最早的出资合作形式，后在大航海时代如何发展成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近代股份公司。1960年代出版的5卷本《西洋经济史讲座》更是着眼西欧各国从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的转型期。这套讲座堪称“大塚史学”的丰碑式成果，汇集了五十余篇扎实的实证研究。
光看标题就能预料中国读者对套书的反应：德国中世纪城市吉尔德制度、中世纪意大利农村与城市关系、英格兰银行设立及信用制度发展、萨克森封建危机的经济基础……这些个案分析在当时代表了日本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但对21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些问题意识很陌生。
比较经济史学最核心的问题点是通过对西欧近代化转型的分析，来反观日本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中国经济的发展遵循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五到十八世纪在欧洲发生的社会经济转型对中国读者的启示非常有限。此外，日本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在战前深受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直到今天，日本多数高校的经济学部仍会设置若干专门教职，负责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相比之下，在中国学术界，经济史更多被视为历史学门类之下一个相对边缘、从业者寥寥的分支领域。
所以回到你上面的问题，中国读者更熟悉丸山真男，却对大塚久雄比较陌生，原因之一是大塚久雄致力于欧洲研究，不太符合一般读者对日本作者的期待。另一原因是欧洲经济史研究这一领域在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在日本。
04
思想史的边缘化：
日本精英学生“教养主义”的衰落
学人：今天国际学界谈日本，更多关注文化研究，反而较少讨论这些社会科学传统。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周雨霏：三年前，《朝日新闻》曾刊登一篇对旅美日本学者筒井清辉的访谈。筒井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兼任该校亚太研究中心日本项目负责人。筒井指出，美国学习日语的人数没有减少，但兴趣集中于动漫、漫画、游戏等流行文化，而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却“去社会科学化”。他担心这种趋势会影响美国对日舆论和政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日本地域研究非常活跃，这与当时日本在美国外交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当时的日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为现实政策服务、提供决策参考的性质。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区域研究以强调社会科学方法、多学科应用、关注特定“区域”和当代问题导向为主要特征。像罗伯特·贝拉的名著《德川宗教》(1957)，以及傅高义1963年出版的《日本新中产阶级》等，都可以放在这样的脉络中理解。这代美国日本学者以日本社会为研究对象，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探讨现代化、社会结构、家庭、宗教与阶层等普遍性社会科学问题。
美国的日本区域研究逐渐退潮，除了筒井提到的学界越来越强调理论和模型之外，还有几个更大的背景。比如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多极化，以及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国际地位和重要性的相对下降。另外，2003年前后“Cool Japan”提出以后，海外对日本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在动漫、亚文化、饮食和生活方式等领域。日本依然很受欢迎，但这种“受欢迎”与过去以政治、经济和社会为中心的日本研究，已经不太一样了。
学人：可以观察到是，哪怕在有着深厚的思想史研究传统的日本，对思想史的关注也在日益减少。我们该怎么看待思想史研究在今时今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承担的功能？
周雨霏：思想史研究日益边缘化是海外日本研究的问题，更是日本国内的突出问题。我觉得，这和日本精英学生文化中“教养主义”的衰落有很大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旧帝大的学生还普遍有自己组织读书会、阅读黑格尔等艰深经典的传统。对他们来说，读哲学、文学和思想经典，不只是获取知识，也是文化精英确认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但随着70年代以后大学变得大众化，这种精英主义的读书文化逐渐瓦解。大学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学生也更现实地面对就业和职业竞争。过去以阅读艰深思想、讨论宏大问题为荣的学生文化逐渐消失。社交媒体的流行加剧了这一趋势，它让人习惯碎片化信息获取，并强化了即时反馈和即时满足的奖赏机制。思想史阅读需要长时间专注于同一个文本，反复琢磨，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获得“奖赏”。因此，对现在的学生来说，阅读古典变得越来越像一件苦差事。
社会科学院系仍开设学说史、思想史课程，但学生兴趣不高。除非老师有号召力，或能将艰深理论通俗化并联系实际，否则难以吸引学生。同时，社会科学研究趋于细分化、专业化，更注重理论模型验证和计量实证性。在这个趋势下，思想史的地位被压缩，常作为某个专业的“学科史”保留，成为边缘领域。
回到问题本身，社会科学研究还需要思想史吗？我觉得还是需要的，但它更多是一种辅助性的知识，或者说是一种通史性的教养。它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概念从哪里来、不同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也能避免把今天的问题看得过于孤立。不过，社会科学毕竟还是要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所以思想史很重要，但不应该取代经验研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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