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以后，什么样的国家一定会失败，而且是所有人都看不到胜利希望的失败？
答案其实很简单——
官府盛行官僚主义，基层社会混乱无序的国家。
晚清就是这样的国家，它遭遇的那场必败的战争，便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现在说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很多人把重点放在世界局势、武器对比、将领能力等宏大命题上，但在战争期间，山西省朔平知府张集馨，调任福建省汀漳龙道，亲眼目睹了一线战场的种种诡异事件，并将这些见闻，写到《道咸宦海见闻录》里。
这篇文章，我们就通过张集馨的笔记，看看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晚清朝野都是什么样子。
1
1841年4月，张集馨离开山西省朔平府，然后贷款四千两银子，再加上自己积蓄的千余两，共用五千余两银子做路费，启程南下。
腊月，他便到了福建，赴任漳州。
而在张集馨到来以前，前闽浙总督颜伯焘已经和厦门的英军，打了一仗。
那时，颜伯焘是坚定的主战派，认为议和、招抚都不是最佳策略，必须在战场上重创英军，才能维护朝廷的威信。于是，颜伯焘把能动用的大炮都运到厦门海口，准备给英军迎头痛击。
和英军的大炮相比，晚清的大炮非常笨重，几十人都抬不动，装填炸药也非常繁琐。
鉴于这种情况，同僚们便劝颜伯焘，不如造一批炮车，作战时把大炮拉出城外，打完一炮再拉回城里装填炸药，这样就比用人抬炮更有机动性。
但，颜伯焘不仅舍不得花钱，还有一种轻视英军的心态，说：
“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药也？”
看到这十二个字，那种赢学入脑的官僚主义嘴脸，是不是已经有画面了？
颜伯焘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结果，便是清军的一轮发射没有击中英军军舰，英军军舰的几次轮射反而轰塌城墙，清军大败，颜伯焘只身逃跑。
此战以后，颜伯焘被朝廷革职查办，等到张集馨来福建拜访他时，谈起厦门守城战，颜伯焘已经换了一副口吻，说：
“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
可以说，颜伯焘最初是速胜论，经历一次败仗以后，便直接跳到了亡国论，自始至终都没有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如何打赢这场战争。这样的人，如何能承担起闽浙总督这一地方重任？
接替颜伯焘统兵的，是广东巡抚怡良。
和颜伯焘相比，怡良是另一种嘴脸。
张集馨去拜访怡良时，怡良认为张集馨做官的地方临近前线，便专门叮嘱他，说：“脱有贪功名心，则夷必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抗，是我为浙受祸也。”
你到任以后，千万不要有立功升官的想法，否则战端一起，英军就离开浙江来打福建了，到时候，福建就是替浙江承受战争损失，万万使不得。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怡良就是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人。
他们的心里没有国家的安危，只有自己的官职、仕途、前程和利益。如果晚清的地方督抚都是这样的人，朝廷又怎么可能整合地方力量，向英军发起举国决战呢？
“即便中原野战军拼光了，其他解放军照样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这种顾全大局的决心和敢于牺牲的意志，他们是一辈子都不会明白的。
地方的军事统帅不能战不敢战，地方军队同样如此。
漳州城外有一座造船厂，由汀漳龙道专门负责，督造战船交给水师使用。
然而，就在英军横行海面四处出击的危急关头，福建的水师领到战船以后，不仅不思考如何应对英军的侵略，反而仍然和以往一样，将战船租给商人贩运货物，或者租给往来台湾办事的官差。
更要命的是，福建水师的兵员和福建海盗的成员，几乎就是一家人，往往是父亲做海盗、儿子入水师，两人利用职务之便互通有无，钻法律的漏洞，谋一家的私利。
这种官匪一家的军队，哪里敢和英军作战、能和英军作战呢？
2
晚清福建的官场乱，地方社会更乱。
首先是械斗不休。
福建漳州和广东潮州相连，群山交错沟壑纵横，自古就是国家秩序难以深入的地方，于是，这里的人们出现纠纷，便无法要求官府来主持公道，逐渐养成“有问题自己解决”的风气。
他们自己解决的方式，便是械斗。
据张集馨的观察，漳州械斗以龙溪、漳浦、云霄三地最凶，这些地方的宗族，大姓用红旗、小姓用白旗，遇到纠纷时聚众残杀、没有纠纷时绑架勒索，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
而每到械斗时，妻子送丈夫、子女送父亲，犹如上战场为国争光一样。
如果本宗族的壮丁不够，那就到外面招募，受雇的壮丁一旦战死，主家就给三十块银洋的补偿，并在祠堂立一块忠勇牌位，终生抚养他的全家老小。
正因为参加械斗有利可图、战死能换取全家的经济保障，所以很多壮丁将械斗视为一门职业，以至于出现了“父受大姓雇募，子受小姓雇募，及至临场，父子各忠所事”的景象。
等到械斗结束，官府再派差役出面，收一笔械斗费。
不给？
那官府就要动用暴力机器，派出千余名差役，到不交械斗费的宗族去“洗庄”，所有树木一律砍伐、所有房屋一律摧毁、所有财物一律取走。
换句话说，官府不仅不能解决地方百姓的问题，反而把地方出现的暴力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做为一项增加收入的生意。
这样的官府，哪里来的公信力，又如何动员百姓保家卫国？
而宗族械斗的风气蔓延到整个社会，直接导致漳州百姓视人命如草芥，“花钱买命”成为人们默认的共识。结果就是，道光十年到二十一年，短短十二年时间，漳州发生了九千余起命案，平均每年七百五十起。
这些命案，大多是私了的，即杀人者给被害者的家人一笔钱，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两家再无瓜葛。
从此以后，即便杀人者在街上闲逛，也没人指责他。
这就是福建漳州的第二种社会乱象，命案不止。
既然官府无力阻止械斗和命案，自然也不能从地方收到足额的赋税。
据张集馨的调查，漳州的田地买卖，大部分是不用过户的，谁买谁种即可，没有人会因为你没有田契，就说这块田地不是你的。因此，漳州官府的田亩账册上，登记的很多名字，仍然是明朝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漳州的地丁银，每年能征收到的不足六成，剩下的四成，官府根本不知道找谁去收。
有些消息灵通的小吏倒是知道，可一旦他去找真正种田的人收税，那就是从别人的手里抢钱，难免要挨一顿毒打。
这就是晚清福建的基层社会。
官府缺位、法纪废弛、暴力横行、秩序混乱，犹如一片人间炼狱。
3
既然福建漳州官场和社会的乱象，张集馨都看清楚了，那他能不能扭转过来呢？
没有任何可能。
且不说他在漳州只做了三个月的官，时间有限，仅仅是他在三个月间经历过的四件事，就因为能力、眼界等问题，没有成功解决任何一件。
第一件是收取违规费用。
漳州的娼楼赌馆数量是全省最多的，而这些娼楼赌馆的背后，又有官府的小吏、差役等人做保护伞，所以每个月的特定时间，这些娼楼赌馆都要和交保护费一样，给他们送一笔钱。
其他的总兵、知府、知县等官员，都把这笔钱视为正常收入，可当三百元的保护费送到张集馨的家里时，他犯难了。
收吧，影响清名。
不收，得罪同僚。
无奈之下，张集馨收下了这笔钱，但又转给造船厂，做为经济补贴。
第二件是用公款招待老上级。
1842年3月，前闽浙总督颜伯焘回广东时，途经漳州。他的随从有将近三千人，地方为招待这批人，共摆了四百多桌酒席，再加上其他费用，不到半个月时间，便花了一万余两银子。
这就给地方财政造成巨大亏空。
为了弥补这项亏空，张集馨只能同意用龙溪县的一千两百余名空额乡勇，向省里领取一段时间的空饷，慢慢弥补。
以上两件事，都是福建漳州官场的陋规，张集馨明知问题出在哪里，但因为“和光同尘”四个字，他就毫无改变的办法。
第三件是部署军队守城。
张集馨认为，英军的长处是船坚炮利，一旦登陆上岸，英军是不如清军的，因此，张集馨在部署漳州府海澄县的防务时，策略便是——
清军在城头敲锣打鼓，引诱英军军舰，等到他们靠近，再一起呐喊开炮，轰击英军军舰。与此同时，城下有数百名老弱清军，负责引诱英军登陆，一旦英军下船，老弱清军就立即后撤，带他们到早已准备好的伏击圈里，包围截杀。
这样的军事部署，放到百年以前的中国，其实是可以起作用的。
但问题是，1842年已经是热兵器的时代，英国也即将成为雄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这种小儿科的战术，没有任何作用。
可能张集馨都不知道，此前英国占领浙江宁波，正是将军舰开到内江，然后下船登陆破城的。
第四件是最荒诞的。
漳州城守营游击琳润和张集馨说，有人能用术法，把牛皮变成芥子一样大，一旦有人吃到肚子里，又能把芥子般大小的牛皮恢复原样，我们可以用这种术法来对付英军。
张集馨信了。
于是，张集馨命人买来一批白面，再让那人把施过术法的牛皮掺到白面里，然后便宜卖给英军。等到白面进入英军军舰，张集馨又让那人日夜不停的念咒，试图以此来杀伤英军。
以上两件事，都是战争期间福建前线的战略战术，由此可见，张集馨这种晚清培养出来的翰林清流，既不懂世界潮流，也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
所以，他看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又能怎样呢？
完全没有改变现状的可能。
4
以上内容，我们从官场、社会、能吏三个层面，梳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福建漳州的方方面面，基本能构建一幅晚清地方的全景图。
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确定的说一句：
晚清和英国相比，不仅是军舰和大炮的落后，而是从官府到社会、从制度到眼界的全方位落后。
后来，张集馨和林则徐讨论福建的事，林则徐都无奈的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打赢一场对外战争呢？
即便偶尔赢一场，那也是侥幸，并不是可预测的、有规划的、有步骤的赢。
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一个办法——
干死大清朝，由英雄豪杰们在废墟上另起炉灶，再造一个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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