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音乐人刚刚离开，家人还未从悲痛中缓过来，一帮人已经坐在电脑前，用几段代码生成了一张“遗孀”的脸，抢在家属之前开始了直播带货。
这件事的荒诞程度，恐怕连编剧都写不出来。
央视的曝光揭开了这条产业链的一角，但水面之下的东西，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
消息公开后，无数人自发悼念。
她还特意强调，自己和刘欢从未注册过任何社交媒体账号。
导演郭帆随后帮忙转发了这条内容。
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人，连悲伤的时间都没有，就得先站出来替丈夫挡谣言。
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了。
但更过分的还在后头。
刘欢去世不到半个月，多个平台就冒出了一批冒充“刘欢妻子”、“刘欢儿子”的账号。
这些视频的制作手法大同小异：先用刘欢生前的舞台片段铺垫情绪，紧接着AI合成的“卢璐”带着哭腔说几句怀念的话，然后镜头一转，直接挂上了“黄精五黑粉”的购物链接。
视频角落里确实有一行小字标注“内容由AI生成”，但说实话，大部分人刷视频的时候根本不会注意到这行字，情绪一上来，手指一点就下单了。
这些视频不是零散的个人行为。
从批量注册账号到制作悲情内容再到挂载商品，整套流程分工明确，摆明了是团队运作。
记者联系卖货店铺，商家推说管不了；联系平台，客服回应需要家属本人举报才能处理。
家属连社交账号都没有，要一个刚失去丈夫的人去跟几十个假账号死磕，这种要求本身就说不过去。
而这种让人寒心的事，还远远不止发生在刘欢一家身上。
刘欢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一条早已成型的灰色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
以我的理解，这帮人挑目标有明确的标准：国民度高、受众信任感强、维权成本高。
已故名人尤其“好用”，因为逝者无法亲自出面维权，家属往往精力有限，骗子吃准了这个空档。
演员温峥嵘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
她自曝刷到AI假冒自己的直播间，进去质问，结果被对方直接拉黑。
她说过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我现在就很难证明我是我”。
早在几个月前就有人反映，她同时出现在多个直播间，妆发不同、产品不同，说话内容却一模一样。
温峥嵘团队年前就发过律师函，但并没有挡住AI冒充行为的泛滥。
奥运冠军全红婵、孙颖莎、王楚钦也纷纷中招。
有账号用AI克隆全红婵的声音卖土鸡蛋，光一个视频点赞量就高达1.1万，商品链接显示已售出4.7万件。
全红婵家人早在几个月前就公开证实，她从未给相关农产品做过代言或授权。
还有账号冒充赵丽蓉子女、赵本山前妻出镜带货，套路一模一样，都是先缅怀再卖货。
从法律角度看，民法典明确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人身利益同样受法律保护。
相关律师指出，这种冒充名人家属带货的行为涉嫌多重违法，骗到的钱数达到一定标准就构成诈骗，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央视网在评论中点了平台的名，措辞相当直接：平台审核松紧，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选择问题。
这句话说得很到位。
平台在面对涉政涉恐等强监管内容时，依靠人脸识别、语义识别、风险预警技术能做到精准拦截。
可换成仿冒名人带货这类灰色内容，多数平台就变得“不敏感”了，采取“不告则不理”的消极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逻辑并不复杂。
越煽情的内容播放量越高，算法就越倾向于加大推荐。
一条AI假视频从发布到挂载商品链接再到完成交易，要经过平台好几道关口，却能一路畅通。
每成交一单，平台就能分到佣金。
而被举报下架的概率相对较低，违规成本远低于收益。
对平台来说，这些视频带来的流量和交易额是实实在在的，而“治理责任”是可以往后推一推的。
平台客服那句“需由权利人或其家人进行举报”，看似合规，实际上是把审核责任转嫁给了最没有精力维权的一方。
逝者家属本就深陷悲痛，还要承担发现侵权、固定证据、提交材料的成本，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更何况，等家属发现并举报的时候，侵权账号的流量和销售额可能早已落袋为安。
我个人认为，平台治理不能简单等同于司法诉讼，不能什么事都等着“不告不理”。
平台拥有内容审核和AI识别技术，也掌握着算法推荐的分发权力，理应承担起事前防范和主动巡查的主体责任。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针对已故公众人物建立专项风控词库，对冒用名人家属身份、拼接逝者影像的AI视频进行前置识别，而不是只靠一行容易被忽略的小字来免责。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类现象反复出现，根源在于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远跑在了监管和伦理的前面。
AI换脸和声音克隆的工具越来越普及，造假门槛持续走低。
中央网信办已部署开展“清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AI制作虚假信息、假冒仿冒他人等突出问题。
监管部门已经在行动，但技术迭代的速度往往快于规则更新的节奏，这中间的空白地带，就是骗子们最活跃的舞台。
对普通用户来说，最务实的做法可能就是提高警惕。
刷到名人“家属”带货的视频，尤其是涉及养生、保健品这类高风险品类，多一分怀疑总比多一分冲动要好。
尤其要提醒家里的老人，他们对AI合成内容的分辨能力相对有限，而骗子瞄准的恰恰就是他们那份朴素的信任。
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当技术被用来消费逝者、欺骗大众的时候，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该想想自己在这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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