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踏出了御史台监狱大门。
算一算，他在这牢里整整待了一百三十天。八月十八入狱，再出来，一年都快到头了。入狱那会儿，他心里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写下《狱中寄子由二首》，郑重交代身后之事；等到死里逃生走出牢狱，又沿用狱中那两首诗的原韵，写下两首新诗。
这一百多天的煎熬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注：元 赵孟頫 苏轼像（白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绝命诗送出去之后
那两首写给弟弟的诗，已经托人送出去了。
苏轼拜托狱卒梁成，把诗带给弟弟苏辙。诗的小序写得清清楚楚：我因为案子被关在御史台，狱吏不断为难我，自知恐难支撑，或将殒于狱中，来不及跟子由告别，于是写下这两首，托狱卒转交。
他当时真觉得自己很难活着出去，提前和弟弟作别。那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就是留给兄弟二人最后的心里话。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里，记过一件令人动容的小事。苏轼在狱中不断被小人刁难，审问也极其残酷，他觉得自己熬不过去。甚至备好青金丹埋在土里，万一实在撑不住，就一次性服下了结性命。这件事来自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属于宋人笔记，算不上正史，不能当成确凿史实，但能看得出来，那时候苏轼是认真做好了赴死的打算。
可死亡并没有如期而至。审讯一天接着一天，口供一次次被记录，他只能一天一天硬扛着，在牢里熬下去。
二、审讯变了：从“问诗”到“问人”
八月三十日，苏轼被迫招供之后，审讯并没有停下来，反而换了方向。
一开始，御史台只盯着诗句本身，追着问：你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到后面，问话的重心彻底变了：这首诗写给谁看过？谁拿去抄写传阅了？
案子不再只是苏轼一个人的文字官司，顺着诗文线索，御史台牵出一张庞大的交游网络。
司马光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自从熙宁四年离开京城，苏轼和远在洛阳的司马光本来来往不多。御史台翻遍他所有诗作，只找到一首写司马光独乐园的诗。这首诗当初都没收录进《钱塘集》，通篇都在称赞司马光，没有直接攻击谁。可审问的逻辑很离谱：夸司马光有宰相之才，就是在暗讽当朝宰相不行。
苏轼最后供认：这些人和我想法相近，大多对新法不满，很多也不被朝廷重用，所以我才把这些带讥讽意思的诗文寄给他们。
《乌台诗案》后面附带了一份名单，二十多个人都被牵连进去，司马光、黄庭坚、苏辙、王巩、张方平全都在列。
名单上有谁，反倒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审讯的策略已经改变。他们不只要苏轼认罪，还要他一点点回忆过去十年，和各路朋友的诗文往来。只要哪一点回忆不对，马上又能生出新罪名。
御史台到底想查苏轼一个人，还是想借这个案子牵连更多人，案卷本身没有给出答案。苏轼写给苏辙的诗，一旦被王诜这样的外人看过，就成了罪证；如果只在兄弟之间私下传递，御史台就不好拿它做文章。案子牵连到谁、牵连多深，全看审问的人想做到哪一步。
三、两万多字的供状：审讯口供，不是文学点评
审讯持续了两个多月，全程的盘问与应答，最终留下两万多字的供状。
这份供状并非苏轼自主写下的文章。流程就是：狱官提问，苏轼回答，狱吏当场记录，最后给他核对确认签字。供状里他对每首诗的解释，只是审讯口供，不是文学点评。
近年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份供状，发现供状里记录的不少写诗时间、经历，和真实情况对不上。
审讯前期，苏轼刻意有所保留，故意模糊某些时间节点，把他对王安石变法和对后来神宗亲政的态度区分开来。但连续高强度审问拖得太久，人早就累垮了，这套自保的办法慢慢撑不住。再加上随时可能获重刑带来的巨大压力，记忆开始混乱失真。
也就是说这份口供，是两层的：一开始是他有意挑选说辞保护自己；到后面，巨大压力直接打乱了记忆。苏轼一直在想办法应付审问，只是最后，扛不住了。
李一冰写这段的时候，关心的不是苏轼认没认罪，而是一个人在绝境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这份供状刚好能说明：苏轼不是从容地主动认罪，也不是单纯被严刑逼供才被迫招认。他挣扎周旋过，只是最后撑不住了。
图注：乌台狱示意图 四、审讯结束之后，判决迟迟不来
御史台的官员连着审了两个月，到十一月末整理好勘状，上报给皇帝，性质近似后世检察院的起诉书。审讯差不多收尾，但判决还遥遥无期。
因为按北宋的规矩，审问和判案是分开的。
北宋司法有个很特别的制度，叫鞫谳分司。简单说，审问的官，和判案的官，不是同一批人。御史台只负责查案审问，案子结束之后，材料要送到大理寺，由大理寺去对照律法，给出初步判决。
大概到十二月，案子进入判案阶段。大理寺查完律法，给出结论：苏轼按律要判两年徒刑，但刚好赶上朝廷大赦，按法律应当免罪，不用受罚。这个结果，等于把御史台忙活两个多月的成果直接打了回去。
御史台当然不服。李定、舒亶上书，要求从严处置苏轼，说他心思歹毒，怎么能轻易放过。
一边是坚持重判的御史台，一边是给出免罪意见的大理寺，这时审刑院的复核就非常关键。审刑院顶住压力，站在大理寺这边，认可“该判二年徒刑，遇大赦可以赦免”，坚持大赦的法律效力。
学者朱刚总结这件事：单纯走司法程序，苏轼本该免罪；最后贬去黄州，并不是法庭判出来的，是神宗皇帝单独下旨，法外责罚。
身在狱中的苏轼，对朝堂上这套层层博弈的司法流程，恐怕一无所知。他能切身感受到的，只有御史台扑面而来的杀意。是这套完善的司法制度最终救了他，但身陷囹圄的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一线生机。
等待判决的日子漫长煎熬。他除了等，什么都做不了。而监狱外面，世间百态正在同时上演：有人拼尽全力救他，也有人满心恐惧、慌乱失措，亲手毁掉了他的心血。
图注：传宋李公麟绘，清代摹本《东坡笠屐图》。 五、狱外：有人拼命营救，有人因恐惧毁坏文稿
苏轼被抓捕入京后，弟弟苏辙第一时间上书，愿意辞去自己的官职，换取兄长一条生路。话写得恳切：不敢奢求减轻罪名，只求能保住哥哥，不死在狱中。可惜这份上书没有被朝廷采纳。苏辙也因此受牵连，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
几乎在苏轼入狱、官吏抄家的同一时间，家里也发生了一件影响他后半生的事。官兵赶赴宿州搜查家中文书，家人惶恐不安，生怕这些诗文被人摘取字句、罗织罪名。王闰之和家人万般惊惧之下，烧掉了家中大半诗稿，十之七八的心血就此消散。
后来苏轼在黄州写信提起这件事，只淡淡说了一句：“妇人女子，何足与言。”
不是责怪妻子，更多是说不出的无奈。在御史台经受两个月严苛拷问都没有垮掉的苏轼，事后才知道，她未必不懂这些文字的分量，只是更怕纸上的诗句，会直接害死自己的丈夫。
在家人慌乱自保之外，朝堂之上，也有人在为苏轼奔走求情。
曹太后营救苏轼这件事，《宋史·后妃传》里有记载：太后病重，神宗想大赦天下为她祈福，太后却说不用赦免所有人，只要放了苏轼就够。神宗听完，“涕泣”不已，苏轼也因此得以免死。虽然《宋史》是元朝人修撰的，但它的史料源头是宋代国史和实录，可信度远高于普通笔记。
只是这份善意终究没能留住太后。这一年十月二十日，曹太皇太后病逝。彼时苏轼仍身陷囹圄，满心悲痛却无处抒发，身为囚犯的他，连换上丧服吊唁的资格都没有，只能提笔写下两首挽词，遥寄哀思。
除了曹太后，朝堂上还有一人公然为苏轼发声。
宰相王珪抓取苏轼诗句里“蛰龙”二字，曲解成谋逆之心。神宗并不认同这般牵强附会，章惇更是当场为苏轼辩驳，退朝之后还当面质问王珪。
一边是家人惊惧之下的无奈毁稿，一边是朝堂众人不顾风险的奋力营救。恐慌与善意、寒凉与温热，就这样交织在乌台诗案的全程里。苏轼最终活了下来，是幸运，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一声长叹。
图注：苏轼《黄州寒食帖》局部，乌台诗案贬黄州后所作，天下第三行书。 六、出狱：十二月二十八日
图注：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局部，乌台狱之后苏轼黄州时期写照。
这首出狱诗，诗题本身很长，自带一段背景说明：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最耐人寻味的，便是“复用前韵”四字。他沿用的，正是狱中写给苏辙诗作的韵脚。严格来说，第一首完全循旧韵，第二首略有调整，但单单“复用前韵”这四个字，便足以道出他的心意。
死里逃生，本可以另择韵脚，换一番心境落笔。而他执意沿用狱中旧韵，仿佛在诉说：我从何处跌倒，便自何处站起，继续前行。
第一首：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试拈诗笔已如神”，并非指他顷刻间豁然通达。直白而言：提笔一试，文思依旧尚在。一个刚刚从鬼门关脱身之人，重新握起诗笔，才发觉自身才情并未消散。
第二首中一联，更值得细品：“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这个人，险些因诗文断送性命。出狱之后，他没有选择封笔不再作诗，只是不愿再背负过高的声名。诗依旧要写，浮华虚名，则不必再求。
可如果只读到“不求声名”，便小看了这一百三十天牢狱磨难。乌台诗案带给苏轼的改变，远不止于此。
入狱之前，苏轼二十岁便名动京师，欧阳修曾直言“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出狱之后，他仍是苏轼，但他自己清楚，有些东西已然不同。走出御史台的那个人，和当初入狱的苏子瞻，不再是同一个人。他真切见识到，才华能够沦为罪证，盛名可以化作枷锁，一个人随时会被自己写下的文字所困。
彭玉平教授解读苏轼时曾提出：乌台诗案淬炼了苏轼的人格，使其精神愈发坚韧，后世熟知的“东坡居士”形象，正是在黄州成型。康震教授将黄州、惠州、儋州三段贬谪串联审视，认为苏轼在一次次渐行渐远的放逐之中，完成了从养尊处优的士大夫，到心怀天下的文化巨人的蜕变。
但李一冰撰写《苏东坡新传》，并不急于将苏轼简单归结为“天生旷达”。他看见的，是狱中窘迫狼狈的东坡，是虎口余生的东坡；是从苦闷煎熬慢慢走向自在，在接连不断的打击里磨砺出强大生命韧性的东坡。这份体悟源自他自身的遭遇——他也曾蒙冤入狱，在牢中将苏轼两千多首诗作熟记于心。其子回忆，李一冰年近花甲，依旧能够背诵大量苏诗，用情之深，由此可见。
李一冰试图读懂的，正是苏轼踏出牢狱那一刻的心境：一个险些被文字夺去性命的人，为何还要再度拿起诗笔？
答案并不藏在这一首出狱诗里，而在即将开启的黄州岁月。自踏出御史台大门的这一刻起，苏轼依旧是苏子瞻，但属于“东坡居士”的漫漫长路，已经于此悄然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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