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北京，归国不久的李宗仁在公开场合谈到国家统一。他说，台湾同胞和海外人士应认清民族大义，统一是大势所趋。这番话传到台湾后，引起蒋介石父子的高度警觉，也让一条秘密沟通渠道重新活跃起来。
李宗仁的回归，并不是一场普通的个人归国。1965年7月20日，他从海外回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了这位昔日的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随后多次表达希望台湾回归祖国的愿望，这在台湾当局内部造成了不小震动。
蒋介石并非没有考虑过退路。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他仍把“反攻大陆”挂在嘴边。可是，朝鲜战争、东南沿海作战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使他逐渐明白，重新夺回大陆已越来越不现实。
真正让他难以放下的，是权力和体面。
1949年渡江战役开始后，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长江防线，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此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使国民党军主力遭受重创。蒋介石退往台湾时，带走了大量人员、物资和金融储备，凭借岛屿位置与外部支持，继续维持统治。
台湾海峡也因此成为双方之间最难跨越的一道屏障。蒋介石一面坚持一个中国，一面依靠美国保护台湾，这种复杂处境决定了他的政策始终带有强烈的矛盾色彩。他反对“两个中国”，却又不愿接受大陆提出的统一条件。
1950年以后，双方曾有过接触。1954年至1955年，人民解放军相继收复一江山岛、大陈岛等浙东沿海岛屿，台湾方面的军事压力明显增加。蒋介石知道，继续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军事反攻上，已经难以实现。
有意思的是，真正承担沟通任务的，并不是正式外交人员，而是记者曹聚仁。曹聚仁曾任战地记者，与国共两方面不少人士都有交往。凭借这种特殊身份，他在大陆与台湾之间传递过一些信息，成为蒋介石了解大陆态度的重要渠道。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曹聚仁曾向蒋介石转达大陆方面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材料中提到，蒋介石方面提出了六项要求。
第一，蒋介石及部分旧部可以回到大陆，但居住地点需要作出安排，不能随意进入浙江等与其关系密切的地区；在政治名义上，可以保留一定身份和尊严。
第二，蒋经国继续负责台湾地方事务。台湾在相当长时期内保留原有行政体系，除军事、外交等重大事项外，内部事务可自行处理，期限据说约为二十年。
第三，台湾不得接受外国军事援助，也不能允许外国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大陆方面则承担相应的经济支持，尽量减少台湾社会因制度转换产生的震荡。
第四，台湾海、空军需要交由中央统一整编，陆军则压缩规模。未经中央同意，台湾军队不能擅自出动，以避免统一后的军事冲突。
第五，金门、厦门一带可作为双方联系的缓冲区域，甚至设想合并为一个特殊行政区域，承担沟通与过渡功能。
第六，台湾原有官员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尽量维持稳定，职位不因统一立即全部改变，民众财产和社会秩序也得到保障。
这些内容在不同资料中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至今也没有发现一份由双方正式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完整协议。因此，将其称为“六项协议”并不严谨，更准确的说法，是一次围绕统一方案进行的秘密接触和条件交换。
毛泽东方面为什么愿意接受如此宽的条件？原因并不难理解。统一台湾不能只靠军事手段，更要考虑岛内民众、国民党官员以及军政系统的心理承受能力。给蒋介石保留体面，给台湾保留一定自治空间，实际上是在降低统一阻力。
据传，毛泽东还考虑过为蒋介石安排江西一带的居所，让他回到大陆后安度晚年。蒋介石若真能接受，这将是国共长期对立之后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和解。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设想推进。蒋介石虽然动过回大陆的念头，却始终不愿真正放弃军政控制。他担心一旦回去，便失去对台湾的影响力；蒋经国也担心台湾内部出现权力真空。与此同时，台湾政局和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原本脆弱的接触很快中断。
有人说，蒋介石反复无常；也有人认为，他更深层的顾虑是无法接受以“退居”方式回到大陆。不得不说，这种个人性格与政治现实叠加在一起，使那次接触最终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之间。
1965年以后，蒋介石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1975年4月5日，他在台北病逝，终年88岁。由于两岸当时仍未实现统一，他生前提出的回大陆愿望没有成为现实，遗体也未能安葬故乡。那场围绕六项条件展开的秘密谈判，便成为国共关系史上一段没有落笔定稿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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