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3日，贵阳机场，一架即将返汉口的军用专机旁，张学良随口问前来送行的王家烈：“你坐过飞机没有？”
这位统治贵州整整三年的第25军军长兼省政府主席老老实实地回答：“不怕你见笑，我还没有坐过呢。”
张学良便邀他上机，说在贵阳上空绕一圈，让他开开眼界。王家烈高高兴兴地上了飞机，飞机爬升、盘旋，却并没有降落的意思，而是一路向东北飞去。直到此刻，张学良才从口袋里取出蒋介石的手令给他看：免去王家烈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即往武汉服务。
这一幕出自王家烈本人的回忆文章《蒋介石是怎样搞垮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并经当时在场的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的回忆相互印证，在近代军阀史上算得上一次教科书式的“诱拐免职”。
就这样，前一秒还是“贵州王”的王家烈，后一秒坐在别人家的飞机上，连告别家乡的机会都没有，眼睁睁看着统治了三年的贵州在机翼下缩成一小块青灰色的山水。
据晏道刚回忆，蒋介石入黔督战，名为剿共，实为解决王家烈；陈诚甚至提出杀掉王家烈以绝后患，蒋介石没有同意，理由是“王绍武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的左右”，真杀了王，他手下几万黔军可能造反。
不管怎样说，1935年5月3日这一天的狼狈，是王家烈一生的分水岭——
王家烈，字绍武，189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生于贵州桐梓县新站区小水乡，一户普通农家。家里穷，读不起多少书，1911年从桐梓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便辍了学。
据贵州地方文史资料记载，他少年时曾在松坎至遵义的山道上为人背盐，挣几个脚力钱，后来又到遵义乡间私塾当过一段教书先生。
民国年间的军阀里，留洋的有，出身名校的有，而王家烈靠的是另一套本事。1914年8月，二十一岁的王家烈在遵义入伍，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从列兵干起，当过上等兵、下士、副班长、排长、司务长，一级一级往上熬。
此后几年，他随部队在川东、川南辗转，参加护国战争，又入湘参加护法战争，1915年至1917年间先后进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进修。
从最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行伍经历，给了王家烈两样东西：一是山地作战的真本事，二是旧军队里那种在夹缝中察言观色、跟人站队的世故。这两样东西，几乎决定了此后三十年他的每一次选择。
真正改变王家烈命运的，是周西成。
1920年，王家烈返黔，凭着桐梓同乡这层关系，升任周西成营的八连连长，从此死心塌地跟着周西成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夹缝里打转。
在当时的贵州，同乡、姻亲、袍泽就是政权本身的骨架，所谓“桐梓系”，说白了就是一圈以桐梓人为核心的同乡军政集团。
王家烈凭着沉稳、直率、能打，逐渐成为这个集团的核心骨干。1922年周西成支持川军石青阳，王家烈跟着入川作战；1923年四川讨贼军作战失败后随周部退回贵州，在赤水一带整顿；1924年又随周西成投奔袁祖铭，在黔北这块相对富庶的地面上扎下根来。
1926年前后，周西成控制贵州，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水涨船高，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成为桐梓系里仅次于周西成的军事台柱。
可以说，王家烈前半生的每一步，都是旧式军人最典型的阶梯：同乡提携、战场立功、论资排辈。他既不是留洋的新派，也不是天生的枭雄，只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着、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行伍之人。
1929年，是王家烈人生的转折之年。
这一年周西成在与滇军龙云、李燊联军的战争中战死，桐梓系顿时群龙无首。接棒的是周西成的女婿毛光翔，1929年10月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和贵州省政府主席，而手握重兵、战功最著的王家烈，自然成了毛光翔最大的心病——这是军阀政治的必然逻辑：兵强者为王。
此后的两三年，两人明争暗斗不断。
1932年2月，眼见时机成熟，黔北防务各旅发动反毛兵变，王家烈立即以第一师师长留守湘西，亲率教导师等部向贵阳进发。其麾下猛将柏辉章率部昼夜兼程，抢占贵阳城外诸要隘，王家烈主力随即围逼贵阳，摆出一副攻城的架势。
此时贵阳城内兵力空虚，毛光翔慌了手脚，派犹国材为代表谈判，随后通电辞职。恰在此时，南京军政部的任命也到了——委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军长；随后南京政府明令加委他兼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兵临城下与中央任命几乎同时落地，这不是巧合，而是蒋介石乐见地方实力派自相消耗的一贯手法。
1932年秋，毛光翔不甘失败，策动旧部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起兵反王，被王家烈派兵一一击退。后来在地方政系要人调停下，双方达成妥协：黔西盘江八县让与犹国材、吴剑平两部驻防，黔北绥阳、正安让与蒋在珍部驻防，毛光翔回赤水老家养老，不得再重新入政。
至此，内斗了数年的贵州政局才算暂时平息，那个背盐的山里娃，正式坐上了“贵州王”的交椅。
然而，登上顶峰的王家烈，带给贵州的并不是什么新气象。
贵州地瘠民贫，财政向来捉襟见肘，王家烈治黔，种烟、贩烟、收烟税是财政的顶梁柱。在他的治下，农民被逼着种罂粟，烟税之外，田赋预征、苛捐杂税层层加码，黔军各师就地征粮派款、拉夫派差，兵匪难分，民间苦不堪言。
他治下的贵州，是民国年间公认的烟毒最重、民负最苛的省份之一。与烟税同样沉重的是军事负担：第25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上各师长拥兵自重，王家烈真正能如臂使指的部队有限，养兵的钱最终都摊到了老百姓头上。
这些并不是后人的苛责。土改时，王家烈把贵阳的私宅“虎峰别墅”卖掉，明确表示要偿还“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一个曾经的地方最高统治者，用变卖私宅的方式来偿还旧债，本身就说明了他当年治黔的经济底色是什么。
此外，作为国民党西南剿共链条上的一环，他的部队对黔北的红军游击队、革命力量和进步群众进行过反复的清乡镇压，手上并不干净。
可以说，王家烈的权力大厦，是建在贵州农民的烟田和税单上的，这是他无论如何开脱都抹不掉的原罪。
值得一提的是，王家烈对自己的斤两其实心里有数。据接触过他的人回忆，此人“个大心直”，不善权谋，待人接物带着行伍人的粗豪，唯独缺一份治省的韬略。
蒋介石说他“坏在他的左右”，话里有几分轻蔑，也有几分准确——王家烈确实不具备驾驭一个省政局的政治手腕，他的上台靠的是枪杆子和同乡网络，而这套东西在1935年红军长征入黔、中央军大举跟进的双重冲击下，很快就崩塌了。他后来把治黔三年的失败归因于部下被收买、中央军压迫，这些固然是事实，但更深一层的原因他自己未必看得透：地方军阀割据的时代，正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算盘里走向终结，他不过是这波淘汰赛中西南方向的第一批出局者。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贵州这座纸糊的大厦迎来了第一场大地震。红军强渡乌江，黔军侯之担部防线一触即溃，侯之担兵败后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这一幕王家烈看在眼里，心里未必没有兔死狐悲之惧。
1935年1月7日，红军袭占遵义。王家烈慌忙与侯之担部在娄山关一带设防，以保老巢。1月9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一营正面强攻、侧后迂回，击溃守关黔军，直扑桐梓，俘敌数百。
第一次娄山关之战，红军赢得干脆利落，但王家烈真正的惨败在两个月之后。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回师黔北，兵锋再指娄山关。这一次王家烈下了血本：他亲赴遵义坐镇指挥，急调四个团兼程赶赴松坎、桐梓、板桥一线，薛岳也令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星夜驰援，双方都打算在这道黔北门户下一决雌雄。
2月下旬，红三军团向关隘发起仰攻，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率队增援，钟赤兵右腿中弹，只做了简单包扎便继续指挥，直到红军重新占领遵义才被抬下战场。
野战医院设备简陋，医生用盐水消毒，拿柴刀和木匠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为他截肢；伤口反复感染，这个二十一岁的团政委在半个月里被锯了三次，整条右腿从股骨根部截去——这条腿，留在了娄山关下。而娄山关上的攻守，最终以红军的完胜告终：黔军十五团被围歼，关隘易手，随即打响的遵义战役中，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大部被歼，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战后，毛泽东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这里必须说一句公道话：王家烈在长征中的角色，长期被简化成一个可笑的陪衬，这并不符合史实。
就主观而言，他是真心实意要堵死红军的——那是他的地盘，他的税源，他的老巢，他没有退的理由，也确实在娄山关下押上了血本。
就客观效果而言，黔军的山地防御让红三军团这样的主力付出了仰攻的鲜血代价，钟赤兵的断腿就是代价之一。
但与此同时，他更是一个结构性的悲剧角色：名义上他是追剿军的一方统帅，实际上蒋介石从未打算让他赢。中央军薛岳部数万之众以“追剿”为名跟着红军进入贵州，名为助剿，实为接管。王家烈在前线拼得血流成河，中央军就站在他身后“督战”——这仗无论输赢，贵州都已经不再是他王家的了。
毛泽东在娄山关上看到的是“从头越”的豪迈，而王家烈在那几天看到的，是一个军阀在双重碾压下无处遁形的绝望：他既要面对纪律、战术、士气都远胜自己的红军，又要提防名义上统辖自己的“中央”。这种两面受敌的处境，是理解他随后迅速崩盘的总钥匙。
王家烈的崩盘，从过程上看，是一场步步为营的围猎。
1935年春，蒋介石趁王家烈新败、财政枯竭，先是在贵阳亲自找他谈话，明确要他“二选一”：省主席和第25军军长两职中只能留一个，当省主席就不能当军长，当军长就不能当省主席。
据回忆，王家烈一听此言，冷汗就从脖子上流了下来。他请求回去与部下商量，部下文武两班人马争执不下：文职官员主张留省主席，理由是丢了政权军饷无着，军长位子迟早坐不稳；武将们意见相反，说没有军权，省主席的位置几天就垮。
王家烈权衡再三，决定保留军长一职。3月30日，蒋介石下令免去他的贵州省政府主席职务，由蒋系亲信吴忠信接任。
消息传到广西，李宗仁动了心思：他让第25军驻粤办事处处长王节之把一封写在白绸布上的密信缝在西服衬里，专车送回贵州面交王家烈。信中大意是：你已交出省政，老蒋下一步必以军饷卡你，逼你交出军权；我们决定每月接济你三十万元军饷及所需枪弹，你可将部队集中在黔南，与我们加强联络，蒋若进逼就与他翻脸，共同反蒋。
这几乎是王家烈此生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他看完信，丢在茶几上，淡淡说了一句：“算了，猴子上得了树，狗是上不了树的。我不想干了。”这句话，道出了一个自知政治分量不够的旧军人的清醒，也道出了他的宿命：他不是不想反，是掂量过自己反不起。
李宗仁的预判完全正确，蒋介石的杀招确实在军饷上。蒋下令将第25军所部两个师、五个旅、十五个团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部队驻在各县十分分散，蒋又不许集中；不集中便无法整编，不整编便不发饷。后来“开恩”同意发饷，规定部队未经中央点编前，每月只发伙食费十万元——两万多人的部队，这点钱连吃饭都不够，而且这十万元最终也是空头支票，实际分文未给。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晏道刚到黔西、大定一带，封官许愿、重金收买王家烈的部下：许给何知重五万元、升任军长，给柏辉章三万元。
拿了钱的两个师长转头就在军中鼓噪：柏辉章派自己手下的营长令狐作宾，带着两个连的兵直接开到军部，当着蒋方代表的面找王家烈闹饷。
堂堂军长被自己的部下堵在军部门口，颜面扫地。
省府、军部的职员早已悬釜待炊，晏道刚便乘机敲打：“你自己的部下都管不了，如何当军长？”
王家烈回到军部，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这样的兵还能带吗？”去意就此萌生。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连让他体面辞职的时间都不给——几天后，他送张学良上飞机，一句“你坐过飞机没有”的寒暄，便把他“捎”上了那架改变他命运的专机。
在飞机上看完那份手令，王家烈知道上了当，但生米煮成熟饭，只能于5月3日随张学良同机飞赴汉口。
此后蒋介石的收尾干净利落：免职调令此前已见报，此刻正式生效；黔军第二十五军被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部队，整编为中央军序列中的第一〇二师（柏辉章任师长）、第一〇三师（何知重任师长）、新编第八师（蒋在珍任师长）、第一四〇师（沈久成任师长）、第一二一师（吴剑平任师长），打散分遣各地，国民革命军中从此不再有成建制的黔军军一级部队。吴忠信出任贵州省主席，顾祝同出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自民国初年以来割据一方的贵州军阀体系，就此画上句号，中央政令在贵州畅行。
而王家烈的家底也没保住：吴忠信任命中统特务肖树经为省警察局长，肖借口搜查枪支，抄了王家烈的家，连蒋介石赠给王的手枪都被搜走，还从王妻万淑芬身边抓走她的族侄万式原、万式谨，押往老东门枪毙。万淑芬母子只得含泪逃往铜仁老家避难。
这一幕堪称民国政治史上最经典的卸磨杀驴：蒋介石借着追剿红军，兵不血刃地吃掉了贵州，而冲在最前面挡子弹、也最先被牺牲掉的地方实力派，就是王家烈。
此后的王家烈，作为一个军人其实已经死了。1936年1月23日，他被授予中将军衔；1938年8月30日，出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名义上是抗战前线的重要职务，实际上他这样的杂牌降将在蒋系部队里处处受制，不久便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成为拿干薪的闲员；1942年改任军政部参事，依旧是冷板凳。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何应钦出面迫他辞去军职，9月虽复任中将，也不过是虚衔。1948年他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跻身南京的礼仪性政治圈。
耐人寻味的是，他统率多年、被蒋介石用银弹瓦解的那支黔军，改编之后却被送上了真正的抗日战场：第一〇二师、第一〇三师等部出黔抗战，在淞沪、徐州等战役中伤亡惨重，黔军将士的血最终洒在了抗日前线，而不是倒在同胞内战的战场上——这支军队以另一种方式洗去了一些“双枪兵”的骂名，这是王家烈始料未及的身后事。
1949年7月，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任命他为绥靖公署副主任；但此时国民党的大势已去，11月中旬，解放军进军贵州，王家烈收拾细软，回到桐梓新站小水老家闲居。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有人劝他跟去，他思量再三，选择了留下。
这个选择，最终也救了他自己。
解放军没有翻他堵截红军的旧账，反而派员专程到他的小水老家，把他迎到贵阳。1950年6月，他赴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学习，随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民革。
晚年的王家烈有两件事，最能说明这个人的底色。
其一，是那段广为流传的相逢。1954年春节，贵州省举行各界人士茶话会，时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钟赤兵与王家烈同席。
据在场的回忆资料记载，王家烈此前并不认识这位独腿司令，特意走到他面前深深鞠躬，自我介绍后握着对方的手问：“请问将军尊姓？右腿何故造成？”
钟赤兵笑着回答：“鄙人姓钟名赤兵，腿嘛，乃被贵军的双枪兵在娄山关借走了，也不知先生何时送还？”
王家烈大吃一惊，双手合十在胸前，连声说：“久仰久仰！罪过罪过！久闻将军大名，请钟将军从重发落。”
钟赤兵却拉着他的手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我们要一同共事，共商治黔大计。
两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其二，是他晚年的那份不合时宜的耿直。1959年冬遵义出现饥荒，已经重病在身的王家烈，不顾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压力，坚持批评粮食被调光、农民浮肿、“造出人祸”，直言“农村太整得恼火了”。
这句带着贵州土话味道的警告，出自一个旧军阀之口，听来格外惊心：一个曾经靠烟税和枪杆子盘剥过贵州农民的人，最终为贵州农民说出了一句最犯忌讳的真话。此中况味，复杂得难以言说——也许是偿还，也许是忏悔，也许只是一个行将入土的老人，不愿再对自己见到的苦难沉默。
1966年8月11日，王家烈在贵阳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王家烈的一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其实在于他的“普通”。他不是穷凶极恶的屠夫，也不是雄才大略的枭雄，他只是一个在旧中国的缝隙里凭同乡、凭枪杆子、凭几分运气爬到顶层的旧式军人；他治黔三年，烟毒与苛税缠身，劣迹斑斑，这是历史的账目，不必替他遮掩；他被红军击败，被蒋介石吞噬，败得狼狈，却败得合乎那个时代的逻辑——地方军阀的宿命，从来就是大鱼吃小鱼，而比红军更让他无力回天的，是站在他身后、名义上“统辖”他的国民党中央。
他被一架飞机骗走时的错愕，和晚年说出“农村太整得恼火了”时的执拗，隔着三十多年，却拼出了这个人物完整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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