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那个暑假,我和妻子送儿子去市里读大学。我们原本的打算挺周全:把他送进宿舍,铺好床,再领着他在校园里走一圈,认认食堂和教学楼。
结果刚到校门口,就有师哥师姐迎上来接行李。儿子站住,回头对我们说:“爸,妈,就到这儿吧,后面的事我一个人行。”妻子还想跟进去,说褥子得帮他铺平整了再走,儿子已经跟着人流往里去了,只撂下一句:“你们在这儿,我反而放不开。”
我们两口子站在太阳底下,看着他背着包汇进校门里,谁也没再往前挪一步。
妻子看了眼手机,才十点来钟。回老家的直达班车要下午三点半才发,五个多小时的空档,坐在客运站里熬未免太长。妻子忽然说:“好不容易来趟城里,要不……去我表弟家坐坐?姑姑前一阵子刚从村里搬去他们那儿住,我都一年多没见着老人家了。”
我心里一盘算,觉得挺好——姑姑见了村里来的人肯定亲,表弟虽是多年不走动,到底是自家亲戚,上门坐坐总比在车站干等强。
我们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从东城往西城去。车上妻子还念叨,姑姑一个人从村里搬出来,身边没个说话的老姐妹,这趟去,老人家指不定多高兴。
表弟家的小区我们头一回来,进门先穿过一小片入户花园才到正门。表弟媳笑着招呼我们把鞋脱在花园里,又指了指洗手间,说外头热,洗把手擦擦汗再进屋。
我和妻子依言把鞋脱了,光脚踩在地砖上,凉气顺着脚心往上钻。我等着她拿双拖鞋来,等到她人进了屋,也没等来。大夏天打赤脚不算什么,可叫客人脱了鞋,总得递双拖鞋换上——我们村里再不讲究的人家,门口也码着一排待客的旧布鞋。妻子用胳膊肘碰了碰我,我们谁也没说破,跟着进了屋。
多亏姑姑听见动静出来了。她一把拉住妻子的手,一叠声埋怨:“来了咋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路口接你们!”转身就往我们手里塞吃的,洗好的葡萄、煮玉米、冰过的绿豆汤,一样一样往茶几上端,嘴里还数落着“瘦了瘦了”。
有姑姑在,屋子里的尴尬才散了些。表弟上班没在家。快到饭点,我怕坐着白吃人家的饭,就交代妻子进厨房帮帮表弟媳,好歹像个走亲戚的样子。
妻子去了没几分钟就出来了,坐回姑姑身边。我凑过去低声问咋不帮了。她声音压得低低的:“表弟媳啥都不让我碰。我就摘了一把豆角,她就说嫂子你歇着吧,饭好了叫你们。那厨房也小,站不下俩人。”
我说那兴许是心疼你。妻子没接话,把搭在膝盖上的毛巾铺平,又拿起来,又铺平。
饭桌上表弟回来了,比表弟媳热络些,喊了我们入座。姑姑一上桌就活了,问儿子的学校,问家里的地,问得我们话匣子也开了一半。
表弟媳不言语,闷头吃完,碗一放就回了房间。表弟顺着嘴问了几句我们的近况,饭也吃得快,撂下筷子说去眯一会儿。桌上一时只剩下姑姑和我们。她还想给我们添饭,眼睛往里屋的方向瞟了瞟,把话咽了回去。
吃完饭,姑姑把我们让到客厅喝茶,问要不要午休,又说家里那间空房常年拾掇着,住一晚,明早再走,从容。我心里其实动了——来时路上我们两口子合计过,索性住一宿,晚上把儿子从学校接出来,带他来见见姑姑。
可这半天里,脱鞋没拖鞋、厨房进不去、人家吃完就走,这些小事像小石子一样一颗颗硌在心里,我拿不准这个“住一晚”是真心留还是客套。妻子在旁边直摆手:“姑,坐坐就行,我们赶下午的车。”
表弟午觉起来,问我们几点的车。我说寻思两点多打车去,坐三点半的班车。他一摆手:“两点多正堵着呢,你们打车去客运站得急死。这样——一点钟我正好去上班,顺路捎你们到地铁站,坐地铁过去,又省钱又不堵,误不了车。”
话说得又快又利索,像交代一件早定下来的事。我“哎”了一声。妻子的手在茶几沿上按了按。我们谁也没再提留宿的话,更没提接儿子的事。
一点整,表弟把我们送到地铁站口,摇下车窗说了句“慢走啊”。从进他家门到坐上地铁,我们在表弟家拢共待了不到两个钟头。
地铁往客运站去,妻子一路没言语。进了候车厅她才开口:“咱是不是哪儿做岔了?”我说没有。可心里那股说不上来的滋味骗不了人——从进门到上桌再到被送上车,人家没说过一句赶人的话,可我们就是被“安排”走的。
后来我们进城办事,宁可提前出门、在客运站的长椅上干等,也没再登过表弟家的门。再后来又串过几趟城里亲戚的家,多半也是这样,客客气气,把人送得妥妥帖帖。
我慢慢认下了一个理:城里人嫌我们这些农村亲戚,嫌我们来得不是时候,看不起我们。
再往后,儿子毕业、工作、娶了媳妇。我们在县城帮他们付了一套房,三室,小两口喊着让我们也搬过去,说空着也是空着。我们就跟了过去,一住住了一年多。
城里的日子跟村里不是一个过法:儿媳在客厅角上支了张小桌办公,屋里的动静大一点,儿子就要带上门。我跟妻子说话得压着嗓门,电视只敢开小声。
妻子私下里跟我说过一回:“住在孩子家里,跟住在别人家里,其实是一个滋味。”
那年入秋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两个老相识,邻村的,打小一块儿长大,这回来县城办事。我把胸脯一拍:“明儿晌午上家里吃个饭!”
这话张嘴就来,没跟家里任何人商量,晚上才跟妻子提了一句。她皱着眉数了数冰箱里的菜,没说什么。第二天我寻思他们怎么也得十一点半到,结果十点半门铃就响了。
老哥俩一人拎一个包,风尘仆仆。门厅巴掌大,鞋一脱、包一放,再添上我慌忙从鞋柜底下翻出来的几双待客拖鞋,进门那块地方立马堆得下不去脚。
妻子在厨房里手忙脚乱。那厨房是真小,她一个人转个身都得贴着灶台。两个客人探头进去要搭把手,她两只手往外挡:“别别别,你们坐着去,马上就好!”
那口气又急又硬,说完她自己也愣了一下。客厅里说话声大,儿媳的线上会议眼看要开始,她抱着电脑进了卧室,门轻轻带上了。
儿子从房间出来,在厨房门口压低声音:“爸,下午三点我们还约了事,得出门。”我这才想起来,他们下午早有安排,是我把这茬忘得干干净净。
我原本想留老哥俩多坐一会儿,吃过饭喝着茶,聊到日头偏西。可这会儿,我一边给客人续水,一边听见自己说:“吃完饭你们歇歇脚,一点多你们还得赶路,我就不留你们了啊。”
这话一出口,我自己先怔住了——这话的架势,跟十三年前表弟那句“一点钟我送你们去地铁站”,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老哥俩走时,妻子没顾上送,在厨房里刷碗;儿媳的房门开了条缝又合上;儿子拿着车钥匙问用不用送,我说送,楼下好打车。
送完客人回来,屋里一下子静了。妻子蹲在厨房擦灶台,头发上沾着点油星子;儿媳揉着眼睛从卧室出来,说:“爸,没吓着吧?我把会挪到卧室去开了。”
儿子出门办事去了。妻子擦着灶台,忽然回头:“你请人吃饭,怎么不提前两天跟我说一声?菜都来不及买。”我说这不是想着都是自己人嘛。
妻子说:“自己人,也得给人家个准数啊。”那晚躺下,我翻来覆去,寻思得给表弟打个电话——有些话,得问问本人。
第二天一早,我蹲在阳台上,把表弟的号码翻出来拨了过去。响了四五声他接了:“哥?稀客啊,咋想起打电话了。”我说没事就不能打了?
他嘿嘿笑。我扯了两句庄稼和身体,还是把话拐了过去:“弟,有件事在我心里搁了十三年,今儿想问问你。那年我送孩子上学,顺路去你家看姑姑——你们是不是嫌我们去了?”
电话那头静了两三秒。表弟说:“哥,我跟你说实话。你们那天来,事前一个电话都没有。晌午饭做几个人的,我们心里没数;你们是坐一会儿还是住一晚,我们也不知道。你嫂子不是会张罗的人,姑姑要留你们,她又怕留得不周到,就只剩手忙脚乱了。送你们去地铁站,是真怕你误了三点半的车——两点多往客运站走,那段路堵得人心慌,这个是真的。”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哥,你说得也对。我光顾着把你们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没想过你们听着是个啥滋味。一进门就张罗着送走,搁谁身上都得犯嘀咕。这事儿你嫂子后来自己也念叨过好几回,说客人脱了鞋,她连双拖鞋都没想起来拿,太不像话了。”
我说:“弟,我也不光怪你。我们那天拎着包就上门,一个招呼不打,进门就赶上人家饭碗。姑姑热情,我们就觉得你们全家都该照着姑姑的样子来;她留宿,我们就当你家也该留。没提前说日子,又等不起人家的日子。”
表弟在电话那头笑了:“哥,这话咱俩说开了就好。往后来之前打个电话,我们把日子给你空出来。”我说好,下个月我和你嫂子再去看姑姑,日子提前跟你说。
他说行,那天他不上班,晌午饭他张罗,让姑姑好好露一手。电话打了四十多分钟,挂了以后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心里搁了十三年的那块东西,轻了。
下个月去看姑姑的日子,是提前一个礼拜跟表弟定下的。那天我们赶早班车进城,十点多到的。还没敲门,先看见入户花园里码着两双拖鞋,鞋面是新刷洗过又晒过的。
表弟媳开了门:“嫂子来啦,姑说晌午包饺子。”我弯腰换鞋,脚伸进去,尺码正好。妻子在我身后小声说了句:“拖鞋都备下了。”
姑姑从屋里迎出来,还是老样子,一叠声地问吃这个不吃、喝那个不喝,拉着我们的手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表弟不上班,坐在旁边陪着说话。
快晌午,表弟媳端出一盆没择完的韭菜,放在茶几边上:“嫂子,饺子馅还差一把韭菜,搭把手?咱俩边择边说话。”妻子应了一声,挽起袖子坐过去。
两个人一把一把地择,说的都是盐啊酱啊、孩子们小时候的事。我坐在旁边听着,忽然想起十三年前那个进厨房没几分钟就被劝出来的妻子,鼻子有点酸,又觉得好笑。
晌午姑姑还是那句话:“别走了,住一晚,你那间屋一直给你留着。”妻子看向表弟。表弟说:“姑,哥和嫂子赶五点的车,日子是提前说好的,四点我送他们去车站。”
姑姑嘴上埋怨着“说好的说好的,你们年轻人规矩多”,手上却把留宿的话收了,转身又往我们碗里添饺子。这顿饭吃得比哪一回都长,没人看表,也没人急着散。
四点整,表弟把车开到楼下。姑姑往妻子怀里塞了一袋她新腌的咸菜,站在花园门口喊:“下回来提前说好日子,住一晚,被褥我提前晒上!”
妻子连声应着。到了车站,表弟帮我们拎了包:“哥,到家来个信儿。”我说好。进站的时候,妻子回头望了一眼,跟我说:“下回真得住一晚,提前说好,让姑姑也高兴高兴。”我点头应下。欠姑姑的那一晚,我们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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