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越南北部一处山地阵地，冯增敏和李和平面对的，不只是越军的火力，还有一支被切断退路的中国部队。战斗持续后，弹药、粮食和通信都出现困难，连队被压缩在狭窄地域内。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后来引发巨大争议的决定发生了。
这件事之所以长期受到关注，不只是因为有219名官兵被越军控制，更因为这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战斗失散。按照相关公开材料的记载，冯增敏在部队陷入包围后，主张放下武器，并带领剩余人员向越军投降。
要弄清这件事，不能只盯着战场上的几小时。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抗日战争和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时期，中国曾向越南提供物资、军事训练和后勤援助，两国军民之间也形成过并肩作战的关系。
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中苏关系持续紧张，越南同苏联不断靠近，中越之间的分歧逐步扩大。1978年，越南出兵柬埔寨；与此同时，中越边境一带的武装冲突增多，大量越南华人离境，边境局势迅速恶化。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广西、云南方向展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作战目标并非长期占领越南，而是打击越军边境部署，迫使其停止对中国边境的持续挑衅。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始撤军，部队随后陆续回撤。
恰恰在撤军阶段，战场并没有立刻安静下来。部分部队承担掩护、接应和收拢任务，行军路线复杂，越军又熟悉当地地形，零散战斗接连发生。对一支缺少实战经验、又突然被分割包围的部队而言，命令传递中断，往往比正面冲锋更危险。
据相关叙述，冯增敏所在部队在行动中遭到越军包围。面对逐渐收紧的包围圈，李和平倾向于组织突围，认为只要抓住敌方薄弱处，仍有机会冲出山地。冯增敏则判断双方力量悬殊，继续抵抗可能造成更大伤亡。
两人的分歧，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是拼死突围，还是暂时保全人员？
“不能再等了，必须想办法冲出去。”李和平曾表达过类似意见。
冯增敏的判断却是：“援军一时赶不到，继续打下去，大家都可能没命。”
在战场上，指挥员必须迅速作出选择。可投降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术转移，更不是被打散后的个人被俘。一旦主动放下武器，部队建制、军事秘密和官兵安全，都会落入对方掌控之中。
最终，冯增敏作出投降决定。相关材料称，连队剩余的219名官兵随后被越军控制。这里需要区分一个概念：战斗中负伤、失去行动能力而被俘，和指挥员带队主动投降，在军队纪律与战场责任上并不相同。前者可能是战局造成的结果，后者则涉及指挥决策。
事情的影响并未停留在投降本身。公开叙述还称，冯增敏被俘后曾配合越方进行宣传，发表被认为有损中国军队士气的言论。由于当时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这一行为被看作超出一般被俘人员的范围，因而受到更严厉的处理。
战争结束后，中越双方曾通过有关安排处理被俘人员遣返问题。冯增敏等人回到中国后，相关部门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审查。对于普通被俘官兵，处理时需要考虑战场处境、是否负伤以及是否被迫失去抵抗能力；而对主动带队投降、并被指与敌方配合者，审查重点显然不同。
最终，冯增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这个判决针对的，并非单纯的“没有战死”，而是其作为指挥人员主动率部投降，以及被指配合越方宣传等一系列行为。服刑期满后，他回到家乡生活，但这段经历已经成为个人历史中无法绕开的部分。
219名官兵的遭遇，也提醒人们，战场上的“被俘”和“投降”不能混为一谈。前线情况再复杂，指挥员的判断仍要接受军纪、责任和后果的检验。冯增敏案之所以被反复提起，正是因为它把战争中的伤亡、恐惧、指挥失误和军人责任，集中在了一个极为尖锐的事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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