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鲁西南定陶一线，刘伯承、邓小平正在地图前反复推演。摆在晋冀鲁豫野战军面前的，并不是一道普通的进攻命令，而是一场输不起的硬仗。
国民党军从徐州、郑州方向调集重兵，东西两路合计三十余万人，企图重新打通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并把刘邓大军压回太行山。解放军当时能够直接投入机动作战的部队，约五万人，兵力悬殊极大。
刚刚结束陇海路战役，部队尚未完全休整。按常理说，避开强敌、保存实力，并不算错。可刘伯承看得更远：如果此时让出鲁西南，敌军就会重新掌握交通线，中原战场也将失去立足点。
邓小平的判断同样坚决：“这一仗不能不打，但必须选择有利目标。”硬碰硬不行，分散出击也不行，只有把敌人庞大兵力拆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敌军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上分属不同系统。西路由郑州绥靖公署指挥，东路归徐州绥靖公署调度，彼此之间缺少统一协同。更要紧的是，嫡系部队与地方部队向来存在隔阂，救援未必及时。
刘伯承把目光放在西路。这里的整编第三师虽是国民党军中的劲旅，却连续作战，疲惫明显；与它并进的整编第四十七师属于地方部队，两师之间还隔着数公里空隙。
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颇为自负，曾放话说，凭一个师就能击败刘邓大军。有人问他是否需要空军配合，他回答：“不用，解放军不是我的对手。”
话说得很满，战场却不认这些。
战前会议上，刘伯承问：“哪个纵队担任主攻？”屋里一时安静下来。不是将领畏缩，而是谁都清楚，第三师装备较好，工事坚固，背后还有大批援军。
沉默中，王近山猛地站起：“六纵来打，我和杜义德已经商量好了。”这位三十一岁的纵队司令，长期以敢打恶仗闻名。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七亘村、韩略村等战斗中屡次抓住战机，既敢冲锋，也善于设伏。
王近山没有把话说得轻松。他明白，六纵若接下这个任务，便要承受最猛烈的压力。军令状随即立下，意思很明确：即便打到只剩一个旅、一个团，也要把任务完成。
邓小平当场表示支持，刘伯承则说：“好，你大胆地打。”一句话，既是信任，也是责任。
作战部署很快确定。六纵负责主攻整编第三师，第二纵队配合作战；第三、七纵队切断第三师与第四十七师的联系。部队故意后撤，放弃部分村镇，还留下少量物资，制造仓促退却的假象。
赵锡田果然判断失误。他把解放军的诱敌行动当成败退，率部向定陶、大杨湖方向突进。刘伯承等的，正是这个时机。
9月3日晚，定陶战役打响。解放军从多个方向展开攻击，先将第三师与友邻部队隔开，再把第三师逐步压向大杨湖。这里村庄、壕沟、水塘交错，便于构成包围，却不利于重装备展开。
战斗远比预想艰苦。敌军依靠坦克、火炮和坚固工事顽抗，六纵连续冲击，伤亡不断增加。刘伯承判断，大杨湖是第三师防线的核心，必须拿下，否则就难以撕开敌军指挥中枢。
9月5日深夜，六纵第十八旅发起总攻。肖永银命令部队突击，五十二团、五十四团相继投入战斗。村外壕沟很深，水塘遍布芦苇，敌军火力又集中，先头部队一度只剩百余人。
“再坚持十五分钟！”王近山把预备队投入战场。此时，敌军电台暴露出一个重要信号：第三师第五十九团已向上级求援，守军士气正在动摇。
总攻持续到9月6日凌晨，大杨湖终于被突破。第五十九团被歼，第三师指挥系统随之失去屏障。赵锡田试图向南撤退，途中被解放军包围，藏在汽车附近也未能脱身，最终被俘。
第三师被围后，国民党军虽多次下令救援，但整编第四十七师、第四十一师等部行动迟缓，加上解放军层层阻击，始终没有形成有效合击。9月7日前后，援军又遭到打击，只能仓促撤走。
定陶战役至9月8日基本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整编第三师，并击退其余援军，毙伤俘敌一万七千余人，缴获坦克等一批装备。国民党军妄图依靠数量优势一举解决刘邓大军的计划，就这样被撕开了缺口。
这场战斗的关键，不只是王近山敢于请战，更在于刘伯承把三十万大军中的局部兵力单独拎出，以空间换时间，以诱敌制造孤立，再用重兵完成合围。兵力数字决定不了战役全部，真正决定胜负的，往往是对手能否被迫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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