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8日，山东曲阜附近，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驻地，司令员宋时轮反复翻看着一份战备清单。济南战役即将打响，部队的武器、弹药、粮秣和通信器材都已检查多遍，可他还是不放心。

这份“不放心”，并非临阵胆怯。

第十纵队成军以来，打过许多硬仗，尤其善于阻击和防御。但在宋时轮心里，部队此前经历过损失，人员补充和装备恢复并不算十分充足。眼下要攻坚济南，面对的又是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坚城，任何一个细节出了差错，都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济南城不是普通目标。守军依托城防工事，王耀武又是久经战阵的将领。华东野战军制定的作战部署，是以攻城为主，同时准备打击可能前来增援的敌军。战场上既要啃下硬骨头，又要防止援军从外围撕开口子，对部队协同和指挥能力都是考验。

宋时轮找到粟裕，请他亲自到第十纵队检查战备。

粟裕听完，没有马上答应，只是看了宋时轮一眼，说：“你这个司令员都查不出问题，我去了也未必查得出来。战备检查还是你来负责，我去和营以上干部见见面。”

话说得平淡，意思却很明确。粟裕不是不重视第十纵队，而是认为战前检查不能只靠上级替代下级。真正熟悉部队状况的人，始终是带兵的指挥员和基层干部。

此前，宋时轮与粟裕之间并非没有过波折。

1947年，华东野战军一部奉命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第十纵队承担了梁山方向的阻击任务。当地地形开阔，缺少天然屏障，部队在敌军压力下边打边退，战斗十分艰苦。为保存力量，宋时轮曾作出北渡黄河的决定，但撤退过程中部队受到追击，伤亡和损失都比较大。

战后，华东野战军对这一行动进行了批评。由于当时战况复杂，前线与指挥机关掌握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粟裕没有急于把责任简单归结到个人身上，而是主张核实经过后再作判断。这种处理方式，既有军事上的谨慎，也有对一名重要将领的保护。

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

1948年曲阜会议期间，济南战役的作战方案逐步确定，宋时轮对第十纵队的补充情况提出意见。他担心部队恢复不足，难以承担主攻任务，言辞一度比较激烈。有人把这看成发牢骚，实际上，宋时轮关心的是部队能不能打、怎样减少伤亡。

粟裕没有因顶撞而放弃使用第十纵队，反而安排他们参加攻城，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兵力。第十纵队既要准备攻坚，也要保留机动力量，以应付战场变化。这种安排看似折中，实则给了部队更大的回旋余地。

宋时轮后来对战斗任务投入极大精力。政委刘培善与他一起检查部队，逐级了解干部、弹药和通信状况。到了战役前夕，宋时轮仍觉得心里没底，这才再次请粟裕前来。

9月8日下午，粟裕抵达第十纵队驻地。营级以上干部早已集合，队列整齐，气氛紧张而肃静。粟裕没有大篇幅讲空话，而是结合济南守军情况，分析城防特点、敌军可能的增援方向，以及攻坚中最容易出现的困难。

他对干部们说：“仗会很苦，情况也会变化。命令要执行，战场上的判断也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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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实际上点出了攻城战的关键。作战计划只能规定大方向，真正进入街巷、城墙和据点之后，靠的是基层指挥员临机处置。第十纵队过去以阻击见长，能否把这种坚韧转化为连续突破，考验的不只是勇气，还有组织和协同。

动员结束后，粟裕单独留下宋时轮和刘培善，继续研究攻城部署。他提醒两人，不能只考虑怎样打进去，也要预想部队受阻、敌军反扑和伤亡增加之后怎么办。对于吴化文部的动向，也应当密切注意，但任何政治争取都必须建立在军事压力之上。

粟裕没有替宋时轮逐项检查文件，却用一次谈话稳定了第十纵队的信心。对一支久经战阵的部队来说，上级最有分量的支持，不是事事包办，而是在关键时刻明确告诉指挥员：任务交给你，责任也由你承担。

9月16日，济南战役正式发起。华东野战军各部向济南外围和城防要点展开进攻，第十纵队也投入了这场决定山东战局的重要战役。此前那些关于装备、部署和指挥权的争论，最终都要在炮火与城墙之间接受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