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北京沙河机场附近，空军军官李伟信被卫戍部队控制。此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经从山海关起飞，首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暴露出更多细节。
沙河机场当晚接到明确命令：未经批准，任何飞机不得起飞；若强行升空，必须拦截。命令来得很急，执行也很坚决。因为谁也无法判断，机场上停放的飞机中，是否还有人准备接应或逃离。
就在这种气氛下，一架直升机试图升空。机上人员包括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以及两名驾驶员。三人并非普通空军干部，周宇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是办公室副处长，李伟信则在空军第四军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任秘书处副处长。
这些职务看似属于机关系统，实际却让他们能够接触大量文件、命令和内部情况。林彪事件发生后，正是这些人异常的行动，使调查人员意识到，问题恐怕远不止一次仓促出逃。
直升机起飞后，曾飞往张家口方向，随后又折返怀柔一带。关于这段飞行，后来留下的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机组没有按照周宇驰等人的意图继续向北飞行，而是改变方向返回北京地区。
这名驾驶员叫陈修文。他没有把飞机送往境外方向，而是设法将其飞回北京。飞机落地后，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赶到的部队控制。两名驾驶员的处置情况，也成为九一三事件中极其沉重的一笔。
北京方面此时已经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吴德、吴忠奉命负责首都警戒和相关处置，机场、交通枢纽以及重要机关均加强戒备。对任何未经批准的飞行器，部队都要求立即查明情况，不能放任其离开。
李伟信被捕后，吴忠很快参与了审问。起初，李伟信提到一份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材料，吴忠并没有立刻判断出其中含义。在当时的语境里，“工程”二字听起来像是项目名称，和正在调查的出逃事件似乎并不相干。
吴忠当时斥责道：“瞎胡说什么，什么工程不工程！”在场人员或许都没有想到，这个听上去颇为普通的代号，背后竟牵涉到一份有关政变计划的重要文件。
“571工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建设工程。“571”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相关材料形成于1971年，内容涉及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谋害设想，以及通过武装手段夺取政权的计划。正因为如此，李伟信的供述很快从普通逃跑问题，升级为重大政治案件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李伟信最初的交代并不完整。他既可能有所隐瞒，也可能担心承担责任，审问人员需要将他的口供同其他材料相互印证。吴忠后来对吴德说：“这小子不老实。”这句话背后，反映的是审讯过程中对供词真伪的判断，而不是对案件性质已经完全掌握。
随着调查推进，办案人员又接触到录音、信件残片以及其他内部材料。有些文件被撕碎，有些记录并非完整保存，公安部门随后对有关物证进行整理、辨认和技术复原，从零散内容中寻找相互关联的线索。
这些材料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能够和人员行动彼此印证。林彪乘机外逃，周宇驰等人试图驾机离开，李伟信被捕后又供出《“571工程”纪要》，几条线索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指向九一三事件背后的组织性准备。
当然，九一三事件中的许多细节，后来经过不同材料披露，叙述上存在差异。对历史事实的判断，不能只凭某个人的一句话，也不能把传闻当成定论。尤其是涉及飞行路线、现场处置和个别人具体作用时，更需要以档案、审判材料及权威出版物相互参照。
李伟信最终受到法律惩处。公开资料显示，1981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出狱后，他从事建筑工作。曾经身处空军机关、接触重要信息的人，后来回到普通生活，这种人生转折，也从侧面说明九一三事件对相关人员命运造成的巨大改变。
那一夜，真正让调查人员警觉的，并不只是机场跑道上升起的直升机，更是李伟信口中那个起初无人听懂的代号。一个“工程”称呼，掩盖的是一份危险计划；而这份计划随着审讯、物证和人员行动逐步拼合，才显露出原本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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