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江船棺中的十四枚印章
2016年12月8日，成都平原已入冬。
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盐井沟，一片被围挡圈起的建筑工地上，考古队正对一座编号M32的船棺墓进行清理。
泥土被小心地剥开，棺内随葬品一件件显露出来。
一名工作人员俯身在棺室中部发现了几枚黑色的小物件——泥质，方方正正，表面沾满泥土。
他用竹签轻轻剔除其中一枚表面的附着物，泥印面上露出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图案。
方形的框内，几条弯曲的线条交织在一起，既不像汉字，也不像单纯的装饰花纹。
这枚泥印被放入样本袋，编号、记录、封存。
在场的考古队员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手中这枚不足掌心大小的黑色泥印，将牵出十四枚陶印组成的谜团，以及一个困扰学界数十年的难题。
十四枚印章，形态各异，印面上的图案无一重复。
它们被归入一个在考古学上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概念——“巴蜀图语”。
蒲江与船棺的缘分，远比这次发掘更为久远。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盐井沟一带就陆续出土过船棺墓葬。
据《成都日报》2006年12月的报道，当时盐井沟一处安置小区工地在半月内已清理了两座战国土坑墓，出土数件陪葬品，历史学家王锦生分析后认为，蒲江船棺主“肯定与古蜀开明王朝有关”。
而2016年这一次，规模远超以往。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蒲江县文管所于2016年9月在一楼盘在建工地发现60座战国墓群，多为船棺墓，至2017年1月中旬共清理墓葬47座。
墓群位于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墓葬多为南北向，分四排东西向分布，每排7至17座不等。
已清理的墓葬中，船棺长四到七米，分为棺盖和棺身两部分，均采用整段楠木制成，将一根楠木去掉三分之一，剩余三分之二挖空中心，上下对扣，棺身低平中空如船舱，一头凿出弧度如船头。
而更令人瞩目的船棺，出现在蒲江更早的发现中。
据成都商报电子版报道，蒲江曾出土一具长达十八点八米、直径一点七米的巨大船棺，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制造这些船棺的楠木树龄至少在五百年以上。
墓葬的时代主要在战国晚期至秦。
考古现场领队龚扬民介绍，墓地经过严格规划，应为家族或聚落公共墓地，文化因素以巴蜀土著文化为主，含有较浓厚的楚文化和秦文化元素。
为什么蒲江会有如此密集的船棺葬？
考古队注意到一个关键线索：蒲江地区前后发现船棺葬墓七次，而各次发现的船棺葬墓附近皆存盐井。
盐井沟既是一个地名，又是一条河的名字，源头在蒲江城南长秋山的一条山沟中。
在古代，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
龚扬民据此推测，船棺葬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管理盐业的官员”。
这一判断与墓葬中出土器物的规格相吻合。
已清理墓葬中有两座规格较大且未被盗扰，其中一座出土器物中有木梳、木几案、铁斧木柄、铜弩机臂弓等，漆木质及竹质器、草编器保存十分完整，皆为考古新发现。
另一座发现十个竹篓的粮食和种子，形态和颜色皆保存较好，还发现保存完整的玻璃珠串饰，其中一枚蜻蜓眼玻璃珠异常精美，与两枚巴蜀印章都位于墓主人腰部附近。
在蒲江船棺墓群出土的三百余件随葬器物中，最引发学界震动的并非金银美玉，而是一柄沾满淤泥的青铜矛。
2016年12月23日，考古人员在M32号墓挖出这柄青铜矛，矛身中部被掩埋在淤泥中的“成都”二篆书刻字在清理过程中赫然显现。
这是成都地区首次发现刻有“成都”二字的青铜矛。
早在1986年，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墓中曾出土过一把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长二十一点九厘米、宽三点一厘米，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
但蒲江这柄“成都矛”是迄今为止成都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刻有这座城市名字的青铜矛。
它的出现印证了至少在战国晚期成都的城市称谓就已存在，也将成都得名的历史向前推了约两百年。
兵器之外，随葬品中的日常生活器物同样丰富。
除了前文提到的木梳、木几案、铁斧木柄、铜弩机臂弓，还有铜带钩、豆、器盖等，竹质器和草编器保存完整。
粮食种子的出土尤为珍贵——十个竹篓中存放的粮食和种子形态颜色均保存较好，这在四川地区的战国墓葬中极为罕见。
然而所有这些发现，都无法遮蔽十四枚印章带来的困惑。
它们的体量极小，最大的也不过方寸之间，但印面上的内容却指向一个尚未被破解的符号系统。
“巴蜀图语”又称巴蜀符号或巴蜀图形文字，是在今四川省及重庆市附近地区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文物上发现的一些图形符号。
这些符号主要分布在铜兵器、铜乐器、铜玺印等器物上，典型图案包括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
据2019年出版的《巴蜀符号集成》统计，已发现八百三十五件带有符号的器物，区分出二百七十二种符号，其中几何形符号最多，达一百五十种。
巴蜀图语的研究史，几乎就是一部争议史。
上世纪五十年代，川东船棺葬的发掘让人们注意到青铜器和铜印章上不同于中原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大量符号。
19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巴蜀符号”“巴蜀图语”等概念，王家慧搜集的各类符号达三百种以上。
1960年出版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认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
1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
但巴蜀图语的性质至今没有定论。
成都博物馆策划研究部主任魏敏指出，“有关它们究竟是文字、族徽还是图画的争议，学者们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至今没有定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则提出了更为审慎的看法。
他认为，在秦并巴蜀以前，四川盆地内的巴人和蜀人已经在使用楚系文字，秦并巴蜀之后又转而使用秦系文字，“我推测当时的人们不会在已经掌握了一种成熟的文字之后不用，反而去另外创造一套新的根本不成熟的东西。
我推测这些符号应该是当时巴蜀地区的统治集团内部使用的一种具有原始记事意义的符号”。
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断代。
据严志斌统计，“科学出土并能断代者，年代皆集中于战国晚期到秦这一较短的时间范围之内，似乎说明这个符号的使用时间其实是很短的”。
这一发现令人困惑：如果巴蜀图语是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为何它的使用时间如此集中，而未能在此前此后的考古记录中留下连续的演变痕迹？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民间破解的尝试层出不穷。
各种“破译”方法见诸网络，从古彝文对比到汉字逆向推演，不一而足。
其中一类方法尝试将印章上的图符与汉字进行形似比对。
知乎上一位作者以新都马家场出土的一枚印章为例，描述了一种具体的推演路径。
这枚印章的上半部是一个方形图案，左侧为月牙形，右侧为一只鸟。
作者将其按照汉字笔画组合理解为“口月鸟”，合成“鹃”字。
他注意到出土地点靠近成都郫都区，那里有“杜鹃城”这一地名。
于是他以“鹃”字组词，在繁体字中找到了“關”字，推断这枚印章的印文为“鹃关”。
同一遗址出土的另一枚印章也被纳入这套推演体系。
作者将印章上半部的两边竖线理解为类似“阝”的偏旁，与“郫”字做对比，认为中间网格状图案上部微倾可写为“甶”，下部补充“十”字，右下角小方块表示城邑，由此推断该印章为“郫邑”。
而第三枚印章的上半部被联想到“郫”字，两边的竖线用青铜器图案代替了“阝”旁，下半部则是象形的两个人拉着手，下方一个青铜器，意为两人合力摆放重物。
这套推演方法的核心逻辑是：巴蜀图语属于汉字系统，秦统一文字后，中原文字中没有的字保留了下来，因此可以按照形似逆向对比。
这种方法看似高效，但问题恰恰在于：推演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依赖于主观的联想和选择。
为何“口月鸟”组合一定是“鹃”而非其他？
为何右下角的小方块一定表示城邑而非其他含义？
同一个图案元素，在不同印章中的解读方式并不一致，标准并不统一。
学者们对这类破解方法普遍持审慎态度。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这种推演存在几个根本性的困难。
其一，巴蜀图语的符号数量有限，目前区分出的二百七十二种符号中，有多少是独立表意单位，有多少是组合元素，本身就不清楚。
在没有 bilingual 对照文本的情况下，任何基于形似的解读都无法验证。
其二，如果巴蜀图语确实是文字，它应当具有语法结构——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应遵循一定规则。
但目前的破解尝试多停留在单个符号的“认字”层面，未能揭示任何语法体系。
其三，孙华教授指出巴蜀地区在秦并之前已在使用楚系文字，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巴蜀图语是“另一套文字系统”的前提本身就值得怀疑。
考古学家白九江在谈到巴蜀符号时强调，“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符号’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
这意味着，试图将单个图符与单个汉字对应的做法，从根本上可能就走偏了方向。
回到蒲江盐井沟。
十四枚印章的印面图案形态各异，有覆斗形王鱼印、砝码形圆印、花蒂圆印、火焰双花蒂圆印、八种图语大圆印，有单王蚕丝圆印、单王双花蒂圆印、三组图语组成的圆印，也有单王印、双王印、弯角形纽双花蒂印、长方形双花蒂印、单三尖弯月形印。
这些印章被专家鉴定为曾经在蒲江经管盐业、渔业、蚕桑业、农业、织造业、建筑业等方面官员使用的印章，大多是象形文字，集中反映了古蜀国及秦灭蜀国后蒲江及成都地区的社会生活。
但如果印章确实由管理不同行业的官员使用，那么印章上的图符是否与特定的行业职能相关？
一枚刻有鱼形图案的印章是否属于管理渔业的官员？
一枚带有蚕丝图案的印章是否属于管理蚕桑业的官员？
这种推测看似合理，但目前缺乏足够的证据链来证实。
更关键的是，同一枚印章上往往同时出现多种图符组合，这些组合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并列、修饰、还是某种语法关系——至今无人能够回答。
蒲江明月轩篆刻艺术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文章从篆刻艺术的角度提供了另一种观察。
文章指出，巴蜀图语蒲江印章的印面形式、印文图符的构图、设计与组合，表现出“圆中有方、曲中有直，封闭重于连续、圆点弧形胜于直角方块”的特点，展示出古代巴蜀人在思想理念上的开放与包容。
这种从审美角度的分析，恰恰提示了一个可能性：印章上的图符是否首先是一种艺术表达，其次才承担记事或标识功能？
如果印章的制作者同时是使用者，那么图符的含义可能高度个人化，类似于后世的闲章和肖形印，其意义只有制作者本人才能解释。
2016至2017年间，成都市考古队在蒲江县鹤山街道金马村二组出土的这批印章，连同船棺、青铜兵器、粮食种子、蜻蜓眼玻璃珠等文物，共同勾勒出一个战国晚期至秦代蒲江地区的社会图景。
这里地处交通要道，富有盐业资源，居住着与开明王朝有密切关联的蜀地旧族，他们使用船棺下葬，佩戴来自西亚的玻璃珠，持有刻有“成都”铭文的兵器，随葬品中既有巴蜀文化的印章，也有秦文化的半两钱和楚文化风格的漆器。
十四枚陶印上的巴蜀图语，是这幅图景中最模糊的一块拼图。
考古学的进展从来不依赖于某一次突破性的“破译”。
商代甲骨文被认出是文字，经历了从王懿荣到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几代学者的积累，才从一片片零散的刻辞中建立起完整的释读体系。
巴蜀图语的破解，同样需要更多科学发掘的实物、更精确的断代数据、更系统的符号编年和比较研究。
蒲江这十四枚印章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是否已经被“破解”，而在于它们为这项长期工程增加了新的、有明确出土地层和共存关系的第一手材料。
2016年12月8日那个冬日，当第一枚陶印被从M32号墓的泥土中取出时，它的表面覆盖着两千多年的沉积。
印面上的线条弯弯曲曲，像是某种讯息，又像是一种装饰。
在场的考古队员无法判断它究竟属于哪一类。
十四枚印章后来被逐一清理、拍照、绘图、存档，成为巴蜀图语数据库中新增的条目。
它们的图案被录入电脑，供研究者调取比对。
而在蒲江盐井沟，考古工作仍在继续，未发掘的区域里，还有多少枚印章、多少件带图符的器物、多少条可能连接这些符号的线索，尚无人知晓。
发掘现场的围挡外，盐井沟的溪水早已干涸，但河道的旧痕仍隐约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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