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前后，广西百色一带，师长欧致富带着一个排，乘坐卡车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一路上，他想得最多的不是功劳，也不是职位，而是母亲和两个妹妹。离家时还是少年，归来时已是带兵的人，可迎接他的，却只有一块冷清的灵牌。
欧致富出身贫寒，父亲早年因劳累和疾病去世，家里只剩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过日子。那时的农村，能填饱肚子已经不容易，更谈不上读书、置办家业。母亲唯一的盼头，就是这个长子能够平安长大。
1929年，农民运动在广西右江地区发展，欧致富参加赤卫队。百色起义后，赤卫队奉命开赴百色，他随队参加了起义，并被编入红7军第一纵队。对一个十几岁的穷苦少年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出门，而是从此踏上了生死未卜的道路。
红7军转战右江，后来北上寻找红军主力。1931年，部队抵达中央苏区，编入红3军团。欧致富从基层做起，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连指导员等职务，逐步积累了带兵和政治工作的经验。
他离家以后，家中消息极少。母亲不识字，只能托人代写书信。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欧致富曾在信中说，自己在外做生意赔了本，如今穷困潦倒，只会一点泥瓦手艺，还得攒够路费才能回家。
母亲请人回信，话却十分直接：“望儿见字，行乞速归！”这八个字，没有责怪，只有牵挂。她大概不知道儿子身在何处，更不知道所谓的“泥瓦活”，其实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
抗日战争爆发后，欧致富进入八路军总部警卫系统，担任警卫团副营长，负责保护总部首长，随部队进入太行山创建抗日根据地。后来，他又担任特务团副团长、团长。
警卫总部并不意味着远离战斗。总部常常处在敌后，日军扫荡一来，部队就要迅速转移；转移途中遇到袭击，还必须立即投入战斗。警卫部队既要护卫首长，也要承担阻击、掩护和突围任务，危险并不比一线部队少。
战事稍有间隙，许多官兵会设法与家里联系。欧致富离家多年，始终惦记母亲和妹妹，便托人写信寄回家。过了两个月，家里终于有了回音。那一刻，他或许才知道，远方的亲人还在等他。
此后几年，母子之间断断续续保持通信。欧致富结婚后，还把自己和孩子的照片寄回去。对于常年生活在乡村的母亲来说，照片中的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她仍能一眼认出，那是自己牵挂了多年的孩子。
遗憾的是，1943年以后，家信突然中断。欧致富多方打听，却始终没有确切消息。战争环境复杂，信件很容易遗失，敌后地方又受到各种势力控制。他只能把担忧压在心里，继续随部队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欧致富转战东北，又随部队南下。等到广西相继解放，他已经担任师长。得知部队驻地距离家乡并不算太远，他向上级请假回乡探亲。考虑到沿途并不完全安全，他带了一个排作为警卫。
车子驶进家乡后，他没有立即进门，而是先把警卫排安顿在区政府，随后寻找当年替母亲写信的熟人。那位先生见到他，起初几乎不敢相信，直到欧致富说明身份，对方才长叹一声：“你总算回来了。”
欧致富问起书信为何中断。对方解释，当年当地有别动队和三青团活动，寄往太行山的信件常被盘查，有时还会登门询问。那位替写信的人已经知道，欧致富并非外出谋生，而是参加了八路军。
他还告诉欧致富，自己曾安慰过老人：“你儿子有出息，迟早会回来。”只是这句宽慰，母亲没有等到。
1948年，欧致富的母亲去世。替她写信的那位先生，做了一块灵牌，放在原来的家中。没有隆重葬礼，也没有亲人在旁，老人带着对儿子的盼望离开了人世。
欧致富走进家门时，屋子依旧破旧，陈设几乎没有变化。小时候盖过的被子已经散架，桌面上没有多少物件，只有那块灵牌安静地立着。
他从战火中归来，带着师长的身份，也带着部队的荣誉，却没能见母亲一面。二十年军旅生涯，换来了胜利和职位，却也错过了一个普通儿子最想等到的团聚。屋内无人应答，只有旧屋和灵牌，替那段漫长的等待留下了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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