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北京，一份送审稿摆在邓小平案头。文章作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稿件谈的却不只是井冈山往事，而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判断思想和路线是否正确，究竟看什么？

这篇文章后来以《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为题，刊登在《红旗》杂志1978年12月号。它的发表并不顺利，甚至一度面临删改和搁置。真正引发争议的，正是文中对“两个凡是”的明确回应。

1976年10月，那个特殊集团被粉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然而，思想上的束缚并没有随之自动消失。此后出现的“两个凡是”，把判断正确与否的依据，更多地放在既有结论和既定说法上，拨乱反正因此遇到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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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对此并非临时起意。作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重要领导者，他亲历过革命道路如何在实践中摸索出来，也亲眼见过脱离实际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不是书斋里凭空形成的理论，而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斗争中不断总结出来的。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此文，随后引起广泛讨论。文章把一个看似抽象的理论问题，重新拉回到实践、经验和事实本身。

有意思的是，当时《红旗》杂志并未参加这场讨论。杂志方面曾接到要求，不要介入真理标准问题。于是，全国许多报刊陆续发表意见时，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却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很快变得引人注目。

恰在此时，《红旗》编辑部准备为毛泽东诞辰85周年组织纪念文章，想请谭震林回忆井冈山时期的斗争经历。1978年5月19日，编辑人员到他家中约稿。谭震林听完来意后表示：“可以写，但不能只写回忆，我要从井冈山的实践谈毛泽东思想怎样形成。”

这句话让约稿人员感到为难。因为谭震林显然已经注意到真理标准的讨论，而杂志当时却被要求“不介入”。不过，面对这位经历丰富的老同志，编辑人员没有当场阻拦，只能等稿件完成后再作处理。

为了写好文章，谭震林专门到北戴河静心准备。他没有把文章写成个人回忆录，而是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斗争和调整入手，说明革命理论必须接受实际斗争的检验。文中有一句判断十分鲜明：实践证明正确的，就应当坚持；实践证明错误的，就应当纠正。

这实际上构成了对“两个凡是”的正面回应。谭震林并不是否定历史，更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不能把历史结论变成拒绝检验的固定答案。真正坚持科学理论，恰恰要看它能否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1978年10月下旬，文章写成后送到《红旗》编辑部，随即引起争论。编辑部提出两种办法：一是请谭震林考虑删去相关内容，二是如果不同意修改，就将全文送中央领导审阅。

11月14日，编辑人员向谭震林说明情况。他听后态度很坚决：“材料可以商量，观点不能改。要是改我的观点，就不要登。”这番话并非意气用事，而是因为他清楚，删掉有关实践标准的内容，文章就失去了核心。

11月16日，《红旗》编辑部将稿件报送中央。稿件先后送到有关领导手中，邓小平审阅后作出批示：“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他还亲自作了修改，进一步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指出，如果《红旗》不愿刊登，可以转由《人民日报》发表。

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所谓“不介入”，实际上是否已经成为一种介入？当一份理论刊物面对重大思想争论而保持沉默时，这种沉默本身就不再是完全中性的选择。

两天后，李先念看完文章，也认为稿件内容很好，若《红旗》不刊登，问题反而更大。在中央领导的意见推动下，文章终于刊于1978年12月号《红旗》。同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

谭震林这篇文章的分量，不只在于他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更在于他把亲身经历转化为理论判断：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靠背诵现成答案走出来的，而是在复杂实践中辨别方向、修正错误、积累经验。也正因为如此，这篇稿件才会在当时引起那样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