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闭关锁国”论再考察
邹建达 李钧
云南师范大学
摘要： 清朝是否实行“闭关锁国”，或“闭关自守”，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实在在的事实问题。本文通过纠正将清朝一度实行的“海禁”和“一口通商”等限制政策等同于“闭关锁国”的错误认识，强调清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交流载诸史籍、见于档案，足可证明“闭关锁国”乃不实之论。清朝真正的问题，是观念意识封闭守旧，看不清世界发展的大势，拒绝外来先进的科技文明，即便亲眼所见，也不予接纳，不学不仿不用，错过了自身变革、追赶世界潮流的大好时机，成为可怜的落伍者。
关键词： 清朝；“闭关锁国”；封闭保守
目录
一、澄清几个认识问题
二、清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交流
三、观念意识封闭守旧
结语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清朝实行“闭关自守”乃至“闭关锁国”的讨论，不断地反复地进行，几乎众口一词，一致认定清朝甚至明朝行此政策，强调此政策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一大主因，“带来直接的恶果”。其间，也有不同说法，否认清朝“闭关锁国”。2022年《历史研究》发表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系统梳理了学术界关于‘闭关锁国’概念探讨的得失，深人考察了这一概念的流变”，此不再赘述。清朝是否“闭关锁国”，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应该说，以往的研究确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应承认，还存在一些不足，如问题意识不明、概念不清、是非混淆、误解误判等，有必要予以澄清。本文综合各方之说，重新做一次考察，以实论辨真伪，试求获得新认识。
一、澄清几个认识问题
历来评价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闭关自守”，进而定名为“闭关锁国”，现已成为习惯用法，只要一提清朝对外关系，必曰“闭关锁国”。这似已成了清朝的一个
政治符号。但“闭关自守”“闭关锁国”之说，既非清朝自定，亦非当今学者所发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其根据是什么？论者普遍认定是“海禁”和“一口通商”，比如说：“闭关锁国体现为海外贸易的各种限制性政策，其中最严重的是海禁，其次为‘一口通商’，再次为其他限制性政策。”已发表的“很多文章将海禁直接等同于‘闭关锁国’”。必须澄清，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也不是因果关系，“海禁”更不是“闭关锁国”的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所谓“海禁”，是顺治、康熙年间针对台湾抗清力量实行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封锁。在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前的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清政府即下令：“沿海省分……无许片帆人海，违者立置重典。”这就是“海禁”的由来。十八年(1661)，“郑成功攻台湾，逐荷兰而取其地。诏徙沿海居民，严海禁……三十里界外尽徙内地，禁渔舟、商舟出海，以杜沟通”。紧接着再颁“迁海”令：北自山东沿海，中经江苏、浙江、福建，南至广东等省，凡在沿海生活居住的汉民都必须内迁30里外，临界筑墙垣，与海隔离，派兵戍守，再次重申“寸板不许下海”。清政府何以如此严厉实行“海禁”？同年十二月所颁《严禁通海敕谕》说得非常清楚：“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其“坐困可待”，并重申违禁下海严处的种种规定。一句话，“海禁”就是防止大陆人资助台湾郑氏，以此“坐困”其亡。
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清政府于次年即宣布解除“海禁”，“时沿海居民虽复业，尚禁商舶出洋互市，施琅等屡以为言。又荷兰以曾助剿郑氏，首请通市。许之。而大西洋诸国因荷兰得请，于是凡明以前未通中国、勤贸易而操海舶为生涯者，皆争趋。疆臣因请开‘海禁’，设粤海、闵海、浙海、江海榷关四，于广州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署吏以莅之”。至此之后，“商船出洋互市”，已迁界的居民允许重归故地。“海禁”前后约30年，至此结束。对于为何要实施“海禁”，之后又为何要开“海禁”，康熙帝说得明白：“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事实已经十分清楚，“海禁”就是清政府针对台湾郑氏设置的海上封锁线，意在防止大陆主要是东南沿海一些“奸民”或反清势力与郑氏相勾结，给予经济资助，故下严令阻断与其一切经济和政治往来，试图将郑氏困在台湾，使其坐以待毙。可以确认，“海禁”实质是“封海防内”，是在一国之内实行的内政措
施，并不涉外，也无防外、限外之意。可见，“海禁”与“闭关锁国”没有任何关联。还须指出，“海禁”是在特定时期施行于特定地区、特定对象的，当台湾郑氏及反清势力被消灭之后，即变“海禁”为“开海”，沿海居民包括商人可以经海上自由出人。在“海禁”期间，从未禁“外夷”与华人互市往来。这又说明，“海禁”绝非“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顾名思义，就是封闭一切关口，关上国门，杜绝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即使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一口通商”，也未把国门完全封闭，就不该定为“闭关锁国”。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乾隆时为何关闭闽、浙、江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是出于“闭关锁国”的考虑，还是另有原因？学界已有过讨论。概括地说，外商(或称“夷商”)来华贸易，“惟利是视”，横行不法，违规违例，各种挑衅事件不断发生，既损害地方权宜，又危及清廷安全，不能不引起清廷对“外夷”的警惕，对其加强管理与约束，而改为“一口通商”，就是其中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这并非“闭关”，而是“自主限关”。实际上，实行“一口通商”还是“四口通商”，这本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照西方的要求去做，就是“闭关锁国”，这是什么逻辑？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海禁”与“闭关锁国”，本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而将二者混为一谈，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至于“四口通商”变“一口通商”，也只是政策与做法的部分调整而已。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为代表的学者，就明确提出，清朝“对外闭关并不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原因”。改革开放后，有人一改“闭关自守”为“闭关锁国”，断言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一个主因，“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带来直接的恶果”。显然是不妥当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的应用程度。不可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以西方为例，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正是人性与思想大解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迅速提升，西方才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迎来近代的文明曙光。接着，以英国为开端，西方各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引发社会制度的大变革，进一步加速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创造了人类的新文明，使国力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试问：欧洲各国的发展，是否都实行对外开放？即使都开放，对其发展能起到多大作用？没有开放的，是否给本国造成“巨大的灾难”？
再看中国。自秦迄清，2000余年间，历代王朝不与欧洲通，却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在亚洲，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交往交流，地位首屈一指。至清代，到乾隆时期，中国
以人口之多、产值之高，仍属世界最富强国家之一。当英国殖民者发动侵华战争，才暴露出中国已经全面落后的面貌。如前已指出的，社会制度禁锢在君主专制下，中国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停滞不前，固守传统的古老文明，故被西方新文明打败了。中国的失败，与所谓的“闭关锁国”没有关系。
但是，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后，中国就强大了吗？1894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就是最好的说明：北洋海军从武器装备到军队编制、作战方案，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但在此前的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率清军跋涉数千里，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与恶劣的条件下，一举打败侵略者，收复新疆。再往前推，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685 ～1687)，清军两度发起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将凶恶的沙俄侵略军完全击败，逼使沙俄与清廷展开谈判，签订了平等的《尼布楚条约》。
上述事例，清政府有胜有败，与“闭关锁国”，与“开放”有关联否？如康熙时在“闭关”的前提下打了胜仗，沙俄却是“被动挨打”；至光绪时虽已“开放”，在对外战争中却有胜有负。
以上所说，不过是历史常识，却说明并澄清一个认识：一个国家或民族以及他们的社会，无论是发展还是陷人停滞，与其“开关”与“闭关”、“锁国”与“开放”，并无直接关系，更不是什么直接因素，它只是一个外部因素罢了，关键还是内因，即社会内部的变革才是主因。把近代中国被动挨打、遭受巨大灾难统统归因于清朝所谓“闭关锁国”，显然是文不对题，是对清史的一个严重误判。
二、清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交流
清朝是否实行“闭关锁国”，或“闭关自守”，不是个理论问题，用所谓理论是解释不了的，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问题。以往以及现今的“闭关锁国”论者提供的事实，就是“海禁”“一口通商”及其他一些限制性政策。前已澄清，“海禁”为内禁，不禁外；“一口通商”是针对外商的不法行为，防范其危害，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目的是维护国家的主权权益。而论者将针对两种不同对象的规定合为一体，定名“闭关锁国”。“闭关锁国”的内涵专指国与国的关系，即一国对他国的“闭关”，断绝一切与之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各方面的关系。事实胜于雄辩，清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交流，载诸史籍、见于档案，足可证明“闭关锁国”乃不实之论。
《清史稿》中设《邦交志》，列8个单志，按与清朝交往的密切程度和对清朝的影响力大小排序，“邦交一”至“邦交六”，分别为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日本，均单独列志；“邦交七”列有瑞典、那威(挪威) 、丹墨(丹麦)、和
兰(荷兰)、日斯巴利亚(西班牙)、比利时、意大里(意大利) 7国；“邦交八”列有奥斯马加(奥地利)、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刚果6国；全部共列有19国。清朝与各邦交国在贸易、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交往交流的史实，《邦交志》有详细记载，开篇即做了概述：“中国古重邦交。有清盛时，诸国朝聘，皆与以礼。自海道大通而后，局势乃一变。其始葡萄牙、和兰诸国，假一席之地，迁居贸易，来往粤东；英、法、美、德诸大国联袂偕来，鳞萃羽集，其意亦仅求通市而已。洎乎道光己亥，禁烟衅起，仓猝受盟，于是畀英以香港，开五口通商。嗣后法兰西、美利坚、瑞典、那威相继立约，而德意志、和兰、日斯巴利亚、意大里、奥斯马加、葡萄牙、比利时均援英、法之例，订约通商，海疆自此多事矣。俄罗斯订约在康熙二十八年，较诸国最先，日本订约在同治九年，较诸国最后，中国逼处强邻，受祸尤烈。其他若秘鲁、巴西、刚果、墨西哥诸小邦，不过尾随大国之后，毫无他志。”
而与中国接壤或邻近的国家，如朝鲜、琉球、安南、缅甸、暹罗、南掌、苏禄等19国，则列于《属国传》，以示在政治层面，清朝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和与邦交国的区别，但同样记载了相互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交流的史实。
记载清时期中国与邦交国、属国之间交往情况的史籍很多，如《清朝柔远记》《海国图志》《朔方备乘》《中西纪事》等。以成书于光绪十七年(1891)的《清朝柔远记》为例，编撰者为光绪年间任广东按察使署理广东布政使的王之春，该书共分20卷，以编年体形式叙述顺治元年(1644)至同治十三年(1874) 230年间的与邦交国、属国，甚至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交往、交涉的若干史实。是书取材丰富，“搜录当时诸臣奏疏与名臣撰述、西人图志及各家私著可采掇者，荟萃而成。间有得之见闻者，要必采访确实，不敢稍涉虚诬陷”，对涉及的世界各国，逐一介绍其地理、历史概况及明清时期对这些国家的不同称谓和译名，以条目清晰、史实丰富、史料价值高、文字精练见长，可与《清史稿·邦交志》所记史实相互补充和印证，被视为了解和研究清代中外关系史必读的书籍之一。
除此之外，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交流的情况还见于丰富的档案资料，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藏有汉、满、蒙、藏以及日、俄、英、法、德等文字的，反映15 ～17世纪中国与世界53个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档案7万余件。李国荣、鱼宏亮等在对这些档案进行系统化整理的基础上，编纂成《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图典》，于2021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
《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图典》共8卷，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两大部分，各4卷。
“陆上丝绸之路”部分，分为“东向过江之路”卷、“南向高山之路”卷、“西向沙漠之路”卷、“北向草原之路”卷。
“东向过江之路”卷，收录明清档案76件，其中清代档案70件，记载了顺治至光绪年间中朝的封贡关系、贸易交往、文化交流的景象和变化情况。从档案记载可以看出，在日本侵人朝鲜半岛之前，中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交流十分密切，这是中朝关系的常态。
“南向高山之路”卷，收录档案共85件，全部为清时期的档案，记载了乾隆至宣统年间中国与安南、缅甸、廓尔喀、南掌、暹罗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在政治(包括战争)、贸易、文化等方面频繁交往交流的变迁情况。清前中期，中国与这些属国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和贸易体制，英法殖民者侵人这些国家后，与清政府订立新的通商章程，传统的政治关系和贸易体制遭到瓦解。
“西向沙漠之路”卷，收录档案共92件，全部为清时期的档案。从档案记载可以看出，乾隆年间清朝收复新疆后，在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伊犁等地恢复西部通商贸易，对象为俄罗斯以及浩罕、哈萨克、爱乌罕(今阿富汗)等中亚国家和当地部落，景象繁盛。
“北向草原之路”卷，收录档案105件，记载了库伦、恰克图等地开展的贸易促进中俄经济贸易兴盛繁荣，以及中俄政治、商贸和边界事务交涉日渐频繁。
“海上丝绸之路”部分，分为“东洋之路”卷、“南洋之路”卷、“西洋之路”卷、“美洲之路”卷。
“东洋之路”卷，收录档案70件，其中顺治到宣统年间的清代档案68件，记载了中国与琉球的朝贡贸易和中日政治、经济交往，以及晚清中、日、朝之间的交涉。
“南洋之路”卷，收录清代档案71件，记载了嘉庆年间中国与暹罗之间的稻米贸易，以及晚清时中国与吕宋、新加坡等的商务、侨务交涉。
“美洲之路”卷，收录档案77件，收录晚清时期清政府与美洲国家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华工交涉等。
“西洋之路”卷，收录清代档案100件，其中顺治到宣统年间的清代档案95件，记录了中国与英、法、荷兰等西方国家的贸易交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及近代以后与西方各国订立的通商条约等。与所谓“闭关锁国”相关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在本卷收录的档案中都有所反映。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九卿会议“宜设专官收税”，康熙帝谕令：“令海洋贸易，有益于生民。但创收税课，不定则例，恐为商贾累。当照关差例，差部院贤能司官前往，酌定则例。”此外，在该卷档
案中，还收录了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谕令实行“一口通商”的谕旨，乾隆五十七年(1792)马戛尔尼使华时递交的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函，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帝的表文，以及乾隆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可据此详细了解相关事件的史实。
“闭关锁国”论者所指清朝行“闭关锁国”，除表现在“海禁”“一口通商”外，还有“其他限制政策”，这当主要指清政府对传教士的严厉限制。对此，也可通过该卷收录的档案以证其谬，还原历史的真相。
明清两朝，对传教士来华一直持开放的态度。康熙朝时期，康熙帝对西学的酷爱，加之东方文明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学有专长的西方天文历算家、医生、画家、手艺人等以传教士的名义东来。他们到中国各地传教，盖建教堂，不少传教士留居北京，有的甚至进人皇宫，为皇室服务，如南怀仁、白晋、郎世宁等。传教士的到来，带来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为近代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但罗马教廷反对中国教民尊孔、祭孔等礼仪习俗，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帝为维护道统，屡次致书罗马教廷，并派遣特使西行，转达立场，抗议教皇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康熙五十九年(1720)，罗马教皇派遣费理伯、何济格二人来华，携带坚持其主张的复函进呈康熙帝。此举激怒了康熙帝，他谕令在华西洋人须领取内务府颁发的印票，并保证尊重中国风俗、在华定居、永不西归，否则一律驱逐。清政府对西方天主教及传教士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一过程，以及之后的雍正、乾隆诸帝对西方宗教和传教士的态度、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在收录的档案中均有详细的呈现。
因罗马教廷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帝对传教士进行严厉限制，实属正当之举，这与所谓“闭关锁国”毫无关系。档案明确记载，有清一代，中国对西方宗教和传教士来华一直持开放的态度。
上述丰富的史籍和宏富的档案资料，揭示清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清前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传统贸易一直存在，清政府出于自身国家利益在管理上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但并未加以禁止，将其指斥为“闭关锁国”，不符合历史事实。近代以后，西方殖民者建立的新的贸易规则和秩序，与之前中国同欧美各国、属国的贸易交往，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影响，这种新的带有殖民性质的贸易秩序逐渐推广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互利贸易体系逐渐衰落的过程。
三、观念意识封闭守旧
清朝与世界各国开展政治、经济及文化诸领域的交往交流，通过收缴关税增加国家收人。据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到鸦片战争前的140年间，由国外输人的白银有几亿两。若平均计算，每年可收人二三百万两。这在清政府的年度国库收人中只占很少部分。关键问题是，到18世纪，西方正在实现工业化，生产力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清朝则正当“康乾盛世”，能否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及新文化，助推中国奋起直追？可叹的是，清朝统治集团，包括所谓精英士大夫对西方的巨变几无认识，他们既无学习的愿望，也无引进之想法。何以至此？原因无他，就是观念意识上固守千年不变的传统统治思想，故步自封，坐井观天，不识科技为何物，以致盲目排斥外来的新事物。
观念意识之极端重要，因其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声。12世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本性。人性得以解放，社会观念包括价值取向为之一变。于是，政治革命、经济变革、科学技术革新随之发生。在工业领域乃至天文、地理探索等方面，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西方列强凭此优势，向世界各地扩张。
清朝统治集团及上层精英观念封闭守旧，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种表现。其一曰“天朝自大”。当英、法、德等西方各国遣使来华，与清朝建交时，清之“天朝自大”观念显露无遗。在清帝心目中，他们都是“外夷”小邦，不可与清朝平等。英国在乾隆帝眼中，简直不屑一顾。如英使马戛尔尼等来华，就被视为“朝贡”。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的一番言论最典型地表达了“天朝自大”的观念，其将写给英国国王信函称作“敕谕”，并宣称：“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嘉庆二十一年(1816)，将英王遣使来访称作“遣使来献方物”，称其使臣为“贡使”，将其赠送的礼品称为“贡物”；相见礼仪，则援引“见暹逻诸国贡使礼”；等等。
沙俄在清帝眼中同样是“外夷”小邦。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两国应是平等交往，但清廷视对方来访为“朝贡”。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俄“遣使人贡”，康熙帝称“外藩朝贡，虽属盛事”，但对可能发生的“外衅”则不能不防。又如，荷兰也被视为清之“外藩”，愿意“修职贡”，于顺治十三年(1656)“赍表请朝贡，部议五年一贡，诏改八年一贡，以示柔远”。
开口闭口必“天朝”，在皇帝的谕旨上，在臣属的奏疏中，“天朝”成为指称清朝的专门用语，意为“天”设的王朝，其权力与所居地位至高无上，举凡天下万邦皆为其藩属。这一“天朝”意识，还包括对疆域国土的认定。如乾隆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他要求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地方疆臣严守疆界，不得准许英商到浙江、天津交易，如擅自来此，定当“驱逐出洋”。虽然这样做对于防范外部侵略很有积极意义，但从中也反映清朝所固有的“天朝”意识，站在“天朝”的立场，声明“天朝”所有的一切神圣不可侵犯。
此外，“天朝”观念意识中，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即自认“天朝”无所不有，无所不能。如康熙帝称：“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他不了解西方数学，却盲目地认为这是从中国学去的，甚至认定是出自中国的《易经》。“天朝”观念，固然表现出中国的自信，但清统治集团已把这种观念推向极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对中国外部世界视而不见，对新事物一律鄙视，甚至弃而不用。
应当指出，近代以后，清朝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打压，几无还手之力，观念意识有了很大改变，不再视“外夷”为小邦了，也不再妄称自己为“天朝”，与其交往时更多使用的是“中国”。
其二曰“盲目的文化自大”。清朝是满族创建的一代王朝，为保护满族独大，不受他族的文化浸润，人关后即行剃发易服之策，迫令广大汉族民众归服满族文化习俗。但它无法清除整体的汉文化，只有不断地强化满文化，责令本族人世代学满文化。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乃至嘉庆帝，清廷无时无刻不在督责本族人必学满文、说满语、练骑射。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称：“骑射文字，原宜并重，不可偏废……见在八旗幼童，务宜选择良师，勤加训诲。”
类似的话，在诸帝的言论中已是司空见惯，此表明清廷视满文化如生命，不可有丝毫懈怠。汉文化中，唯独儒家思想受到尊崇，确立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德”治天下，自谓“天朝德威远被”，化育“万邦”。如同自视“天朝”，清朝也把满文化与儒家文化视作天下最完美的文化，对待外来文化，则不论其优与劣，皆不予接受，表现出盲目的文化优越感。如英使马戛尔尼使华时，乾隆帝不准其行英国礼仪，必行中国传统的跪拜礼。这场争论，几至英使访华告吹，最后勉强妥协，改双膝跪拜礼为单膝跪拜礼。清朝盲目的文化优越感，阻碍了对外部优秀文化的学习、吸收，引发中西文化冲突。
其三曰“农本意识”。清朝立国时正处于世界大变局之中，西方以科技为先导，推动社会大发展。但清朝统治集团对此无知无视，固守几千年来形成的“重本”“重农”的小农经济体制，视西方先进的科技为“末业”“淫技”，与时代的发展背道而驰。
以康熙帝为例，他认为“国之大计在农”，并称：“农业实为国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二者为先务。”在科举考试中，以“小民之依，惟农桑是重”策考贡士。当时，在康熙帝身边聚集了一批西洋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有的通晓天文历算，有的掌握外科医术，熟悉当时科技的进展。康熙本人对此都愿学习，也指令身边的人去学习，但他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于发展中国经济有多么重要，更没有想到将这些技术推广到相应领域，予以实际运用。在他的头脑中，经济制度就是以农为本。应当承认，在一个数千年来以农业为本的传统社会，重视农业毋庸置疑。但当工业革命来到之时，对一切新技术、新理念视而不见，仍然固守农耕老观念，必然导致中国社会落后于西方。
康熙帝的观念没变，之后的雍正、乾隆二帝的观念也没有改变，“重本抑末”一以贯之。18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已完成工业化，一系列科技产品送到乾隆帝面前，为其亲眼所见，仍不予接纳。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以重金购置了足以代表英国科技与工业水平的大量新产品，作为珍贵礼物赠送给乾隆帝。这些新产品有天文仪器、地理仪器，机器、车辆、枪炮，以及图册、乐器等，分装成600箱，共590余件。乾隆帝对此毫无兴趣，轻蔑地说：“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当他到圆明园参观英国赠品时，看了一眼“汽泵”，丢下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看过“天体运行仪”，竟然说：“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务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在园内演习英制火炮时，清朝官员拒绝英国技术人员操演，声称他们会操作。但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英法士兵“发现这些火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扔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它们被重新运回伦敦”；“(清朝)对外国的创造发明拒不接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清朝坚守骑射的观念，不用西方的枪炮，英使马戛尔尼也深感不解，问道：“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船只至今已有250年，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
此时，在科学技术上中国已然落后于西方，但乾隆帝对此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还硬说中国比“外夷”先进，这只能用“愚昧无知”来形容。何至于此？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观念还停留在农耕时代，观念不变，一切无从改变。康、雍、乾三朝共130
余年，清朝虽处于“盛世”，但错过了自身变革、追赶世界潮流的大好时机，成为可怜的落伍者。
近代以后，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人们的观念开始缓慢转变，所谓“洋务运动”由此而兴，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此时思想观念虽有重大改变，由此引发近代社会的变革，但可惜的是已迟延了百余年。
结语
以往及今，论清朝“闭关锁国”，一个基本问题，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把近代也论为“闭关锁国”，离事实更远。问题的要害，是对“闭关锁国”的理解有误，如把防台湾郑氏政权的“海禁”视同“闭关锁国”云云，显系误解误判；又把“闭关锁国”断为中国“落后挨打”的主因等，实属夸大其词，与真正造成“落后挨打”的根由相比，难免本末倒置。
清朝真正的问题，是观念意识上的封闭守旧，看不清世界发展的大势，拒绝先进的科技文明，即便亲眼所见，也不予接纳。一句话，就是不学不仿不用。及至近代，从观念到实践，中国社会总算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其改变是否为西方所逼，姑置不论，但改变总是事实。
本文原载《清史论丛》（二〇二四年第二辑 总第四十八辑）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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