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2月，26岁的拉格纳·索尔曼（Ragnar Sohlman）正在瑞典工作，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远在意大利圣雷莫的诺贝尔病危。他立即动身赶往意大利，却还是迟了一步。索尔曼三年前成为诺贝尔的助理，长期负责瑞典的实验室与工厂运行，如今他要与另一名遗嘱执行人一道，完成雇主的遗愿：将大部分遗产用于投资，保留本金，每年用收益设立奖金，奖励在科学、文学与和平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立下遗嘱时，他留下的是一笔有待接收和管理的财产（瑞典人物传记辞典）
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问题是，当时还没有诺贝尔基金会，诺贝尔的财产又散布在多个国家。索尔曼得先把这些财产接收过来，再设法建立一个组织，管好这笔钱并发放奖金，才能完整的执行诺贝尔的遗嘱。如果用今天的话说，索尔曼大概会念叨：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他不过刚大学毕业了几年，最擅长的是化学实验，如今却要原地转行，去处理最复杂的遗产问题，还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而且，很多人还在打着这笔钱的主意。
逃离法兰西
索尔曼的第一站先到法国。诺贝尔的大量股票、债券等证券和现金等财产都放在那里的银行里。虽然诺贝尔是个瑞典人，但他1873年便搬到巴黎做实验与开设工厂。后来，他研制出无烟火药，法国方面没有采用，意大利政府却买下专利。法国舆论指控他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实验室也遭到关闭，他只好迁居圣雷莫。可是巴黎的房产与资产还留着。人是瑞典人，死在意大利，又曾长期住在法国，哪里才是他的常住地呢？
▲诺贝尔在巴黎马拉科夫大道的故居，虽然被迫离开了巴黎，但是诺贝尔仍然深爱这里，连遗嘱都是在这里订立的（Nobel prize）
这个认定关系到遗嘱能不能执行。驻法使团的律师告诉索尔曼，如果常住地被认定在巴黎，遗嘱就面临法国法律的审查；按他们的判断，这份遗嘱可能被判无效，资产也可能遭到扣押。诺贝尔两位侄子等一批人也准备在巴黎挑战遗嘱的执行。如果成功，原本准备用于设奖的钱，就可能重新按亲属继承来分。
1893年诺贝尔曾经订立过一份遗嘱，给家属留下五分之一财产；结果到了1895年，诺贝尔订立了一份新遗嘱，把绝大部分财产转向奖项，家族成员们最多也只能拿到二三十万的瑞典克朗，而诺贝尔本人的遗产总额，足足有3300万克朗，换算下来可以直接偿还整个《南京条约》的赔款。财帛动人心，诺贝尔的家族成员们不可能放弃对这份遗产的争夺。有趣的是诺贝尔的两位侄子又都是索尔曼的朋友，其中一位还是他的同学，当年推荐他去给诺贝尔工作。现在两个人竟然站到了对立面。但是情谊归情谊，此时此刻不是讨论情谊之处。一旦亲属向法国法院提出申请，诺贝尔存在巴黎的证券就可能遭到扣押。索尔曼得抢在他们前面，把这些财产转移出去。
▲诺贝尔遗嘱的第一页（Nobel prize）
索尔曼决定先把证券移走。在瑞典驻巴黎领事古斯塔夫·诺德林（Carl Gustaf Nordling）的帮助下，索尔曼取得了必要的证明，开始从银行提取诺贝尔留下的证券。这些东西既不能直接转账，也不能随便塞进行李箱。索尔曼和助手只好把证券搬到瑞典领事馆进行清点与打包。
偏偏就在他们忙着打包的时候，几位反对遗嘱的亲属竟然来访，想讨论诺贝尔的遗嘱究竟有没有效，以及如何阻止索尔曼执行遗嘱。这几个人不知道，就在同一栋楼里，索尔曼正忙着把他们想争夺的财产打包装好。诺德林夹在两边，好不容易把几个人打发走，索尔曼这才继续工作。
最后，证券装上马车，送往巴黎北站的邮局，再运往瑞典。当时的巴黎治安并不好，索尔曼据说带着一把上膛的手枪，以防途中遭遇抢劫。更有意思的是，等证券安全运出法国，诺德林竟然还安排了一顿“和解晚宴”，邀请索尔曼和诺贝尔家族成员到巴黎的一家餐馆吃饭。席间亲属们才得知，他们原本想在法国法院申请扣押的证券，早已被转移出境。几个人又惊又怒，一顿和解饭，反倒吃出了更大的嫌隙。索尔曼与那位同学的友谊，最后隔了几十年才恢复。
▲古斯塔夫·诺德林，1903年（Hvar 8 Dag）
在转移资产的同时，律师们还要争取让瑞典法院受理遗嘱。为此，他们需要证明诺贝尔的常住地在瑞典。几经法律交涉，比约克伯恩庄园最终被认定为他的常住地，遗嘱得以交由瑞典法院办理。那些证券则在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出售，转为基金所需的资金。
又入虎穴
资金回到了瑞典，只是避免了被法国扣押，瑞典国内对此也是虎视眈眈，连国王奥斯卡二世起初都站在反对遗嘱的亲属一边。一些保守人士甚至认为诺贝尔的安排不够爱国：瑞典人的钱，凭什么发给外国人？偏偏诺贝尔在遗嘱里写得清楚，发奖不论国籍，哪怕得奖的人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也无妨。
好在家族内部倒也不是铁板一块。诺贝尔的另一个侄子埃马努埃尔（ Emanuel Nobel）就支持执行遗嘱。他在俄国掌管着家族的石油企业，买下叔父持有的企业股份，把款项存进斯德哥尔摩的银行。这当然也是一笔生意，但对于索尔曼来说，至少有人肯掏出真金白银，把一部分遗产变成能够用于筹建基金的资金。
▲埃马努埃尔·诺贝尔。他是支持执行叔父遗嘱的家族成员（PICRYL）
钱的问题还没解决完，另一个麻烦也来了。诺贝尔指定瑞典科学院评物理、化学奖，科学院却没有立即答应。想想也是，诺贝尔在纸上一写，就给科学院安排了一份每年都要干的工作。候选人来自世界各地，科学成果怎么比较，谁的贡献够得上获奖，都得有人调查。何况这些工作既要时间，也要经费。科学院希望得到相应经费，也想借机改善研究条件。
1897年3月，科学院提出一个建议：要是哪一年实在找不到值得奖励的成果，那么没发出去的奖金，能不能拿来办一所诺贝尔研究所？可诺贝尔的本意是拿钱奖励有贡献的人，眼下奖还没发出去，科学院已经开始考虑那些暂时不发的钱能不能用在自己身上了。到了6月，科学院干脆决定暂停筹备，家属仍在争遗产，这笔钱究竟能不能用来设奖还说不定呢。
先把规矩立住了
压力全部来到索尔曼身上。1898年6月5日，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反对遗嘱的瑞典亲属额外拿到将近200万克朗，同意接受遗嘱，放弃争夺剩余遗产，也不再参与基金会日后的管理。不过，反对遗嘱的那支亲属还留了一手：基金会成立以前，他们推举的代表必须参与拟定章程。
亲属们提的各种条件最后都写进了章程。哪一年没有合适的成果，可以不发奖，但每一类奖在任何五年期间内至少得颁发一次；奖金也不能只发一点，每次颁发的金额不得低于该类奖可用年度收益的六成。还有一条，每一类奖的奖金最多拆成三份，如果分的太多就会让这个奖泯然众人，辱没了诺贝尔家族的名望。当然这里的三不是三个人，而是奖项的分奖数量。这样，评奖机构可以留一部分钱支持工作，却不能一直不发奖，也不能把大奖不断拆小。
▲1900年章程原印第4页，引用1898年家属协议的附带条件。其中写明，奖金最多分成三项奖（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1900年6月29日，国王批准章程。又过了一年，第一届诺奖终于颁发，离诺贝尔去世已整整五年。当然诺贝尔留下的遗嘱麻烦还没解决完，诺贝尔说奖励最重要的发现或发明，但究竟怎样才算最重要呢？
第一届物理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科学院设立的物理奖委员会原本建议，让发现X射线的伦琴和研究阴极射线的莱纳德分享奖金，最后科学院却只选了伦琴。委员会内部还有过一番讨论：诺贝尔明明允许奖励发明，他们却决定不考虑已经申请专利的成果，更愿意把奖颁给科学发现。
伦琴独得了15万余瑞典克朗，按照当时的汇率，约合4.2万美元，抵得上美国普通大学教授18至20年的薪水。这可不是一笔小钱。由一个人拿，还是两三个人分，差别相当大。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这笔奖金甚至足以让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必为研究经费发愁。新设立的诺贝尔奖，也需要这些科学家的声望。科学院向外国学者征求提名，邀请专家评价成果，再把奖金颁给已经得到同行认可的人。这些科学家的名字，反过来又让诺贝尔奖出了名。过了许多年，人们才渐渐把获得诺贝尔奖当成一种极高的科学荣誉。
到了1903年，物理奖颁给了三个人：贝克勒尔拿一半，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共同分享另一半。两份奖金，三位获奖者。这并不违反1898年的协议。因为当年的章程允许两人或更多人共同完成的成果分享一份奖金，并没有规定最多只能有三个人。
▲亨利·贝克勒尔与居里夫妇，1903年的诺奖便已经是三个人
实际上，在此后六十多年里，诺贝尔奖从来没有出现过四名个人得主共同分享一项奖的情况。不过，习惯归习惯，章程上还留着这个口子。直到1968年，基金会才正式修改章程，明确规定一项奖金不得由超过三个人分享。至此，1898年家属提出的“三份奖金”，才经过几十年的评奖实践和制度修订，变成了今天人们熟悉的“三人上限”。
1974年，基金会又收紧了追授规定，三人限制却没有改变。今天，即使一项重要成果由几十人、几百人共同完成，评奖机构也只能在其中挑出最多三名个人得主。想要再加一个人，光有评奖机构同意还不行，还得修改章程。但数次章程的修改，依然没有动摇“三人上限”这一原则。
▲拉格纳·索尔曼。他是诺贝尔的助手，也是遗嘱执行人之一（瑞典人物传记词典）
至于索尔曼，他也没有在第一届诺奖颁发后功成身退。1900年基金会成立，他就进入董事会。1929年开始担任基金会的日常负责人，1936年又出任总经理，直到1946年才卸任。1896年，26岁的索尔曼接到那封电报，匆忙赶往圣雷莫。他大概想不到，诺贝尔留给自己的这份差事，竟然会一直做到76岁。老板去世了五十年，他还在替老板管钱、操心。只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可能突然想起：我好像是做化学的来着。
但是人生谁说得准呢，诺贝尔恐怕也没想到，自己写下一份遗嘱，竟然改变了人类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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