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明白中美科技差距的人并不多。
盲目乐观不是自信，自大的另一面其实是自卑，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不仰视别人，也不俯视别人，才算是真正强大起来了。
科技创新不是一蹴而就，很多人的信息渠道太单一，看到的都是这个突破那个领先，但真实数据就是美国一流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领跑全球。
在2026年国内“世界500大”企业（内地）中，113家入榜企业，亏损、无利、低利（利润率低于2%）的企业合计 62家，占比 5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接近三成，15年来同期最高。当然有些是“盈利修复不均衡”的问题，不代表悲观，但问题确实存在。
无论营收利润率还是净资产回报率，都比美国的“世界500大”企业差了许多。民营科技企业里，我们这边真正拿得出手的是华为，7.6%的营收利润率还不错。
可再对比微软的36.1%、英伟达的55.6%，我们的科技创新力量还薄弱的一面就很明显了。
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只有承认自己跟别人有差距才能取得进步，最怕是自欺欺人。
丘成桐院士曾拿过数学界的诺贝尔奖——1982年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比王虹早了四十多年，他提到希望王虹、邓煜能够回国来执教，但关键是国内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所长才行。
在他看来，国内仍然缺乏纯粹探求真理的人，我们习惯了等别人发现真理后拿来用，他认为不能一直都是这样。
我们要成为强国就应该有理论创新，对世界有贡献，现在的创新大多停留在应用层面，缺乏基础理论创新，而没有理论基础创新，就难有大突破。
现在我们不缺资本，不缺政策，不缺人才，甚至不缺天才，但还缺什么呢？
看了丘成桐讲的一个故事后你就会明白，中国能够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为什么非常少了。
这不仅仅是学校能不能“放一张安静书桌”的问题。
丘成桐一个很有钱的中学同学来找他，聊天时候丘成桐就劝同学现在年纪也大了，留太多钱没用，不如拿一点出来帮助那些做学问的人。
对方果断拒绝，他想要把钱都留给孩子，让子孙后代一辈子都快乐无忧。
丘成桐说同学是很好的人，但还是这样的想法。
其实类似想法的中国人比比皆是，无论贫富。老方说归根结底是门户私计，只顾着自己和自己的小家庭，缺乏天下为公的思想，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我们看明末，从文武大臣到贩夫走卒，谁不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事到临头都还是自私自利，人之常情。
中国人有个普遍的想法就是心里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血脉后代，只要自己好就行，能够克服这种狭隘心理的人当然是有的，否则也不会有现在了，但确实太少。
现在很多人都追求财务自由，但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欲壑难填，人心是多了还想多，高了还想高，哪怕自己满足了，也要富过三代，富贵绵延。
你看那些被抓起来的贪人，哪个不聪明不努力，哪个不是费了很多力气和心思才升官发财的？他们其实自己用不了多少钱，可还是拼了命地捞钱，为什么？
贪到一定程度后已经贪的不是钱，而是习惯或心瘾，享受贪钱的过程。不能慎独修身的人，钱财再多也只是镀金的枷锁。
苏轼有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中国父母的追求大概如是。
这种普遍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对孩子未必是好事。对此，有首诗说得很透彻，“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 ”
富不过三代，主要是第二代的德才不行，老方说名利皆公器，钱是流动的，不会永远在一家。
观念的改变需要时间，父母的观念只有改变了，小孩子知道自己走路，自己体会过错误和失败，才能去做学问，才能真正成才。
古今中外一流的高手都是靠自己走出路来的，他们通过自我塑造去创造事业，他们有理想，他们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什么才是人生最值得的东西。
所以丘成桐期望年轻人、国内的家长、老师和学校都少一点功利心，要早树立为全人类追求真理的志愿，做学问需要有好奇心，要敢于问问题，他表示那种念奥数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作为升学桥梁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害的。
而要想让世界一流的原创工作在中国本土产生，我想起任正非的说法，他也劝年轻人才要敢于摸高，要担负起创造人类新命运的使命来，“你能摸高，就不要去摸低，就不要走商业化的道路，你总有一天能摸到真理。”
爱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利他主义，有这样的思想观念才能成大器，“一定要给社会贡献力量，美好的社会是共同来创造，不能把钱装在自己口袋里就高兴了”。
这么大的企业家退休后还想去大学学数学，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种精神让人敬佩。要知道数学是根本法则，是绝对真理，做学问、认识这个世界、探求宇宙奥秘、科技创新……不懂数学是不行的。
举个例子，土耳其教授Erdal Arikan到访深圳华为总部的时候，包括任正非等高层干部和数百名员工肃立等候，以高规格的礼遇来向这位数学家致以敬意，任正非还向他颁发由巴黎造币厂设计制造的奖牌，奖牌正面雕刻胜利女神形象，嵌入巴卡拉红水晶，寓意新的通信技术引领时代发展。
Erdal Arikan教授提出极化码（Polar code）理论后，华为耗费巨资研究，终于在数年后使之成为5G控制信道编码方案，在通信标准领域有了话语权。所以数学、基础研究非常有必要。
做学问其实要求不高，Erdal Arikan教授就认为关键是有安稳的环境，并不需要很多钱，他们搞学问的人能养家糊口就满足了。但在国内的话，没有名气，不追热点，还是比较难，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耐心研究、理解最基本的问题的人有几个？美国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必须承认它有做对的地方。板凳一坐十年冷，高校做学问没必要跟企业一样商业氛围浓厚吧。光去追热门，但热门往往转瞬即逝，投机是坏策略。
丘成桐曾表示希望看到中国形成数学家的集群。产业振兴离不开人才，人才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父母、学校的观念和教育模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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