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基础方面的贡献。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其他诺贝尔奖项不同，经济学奖并非根据诺贝尔遗嘱设立，而是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增设。由于经济学的分支多、候选人基数大，与物理等奖项在候选人结构上存在差异（自然科学奖项的获奖成果通常有明确的发现节点），奖项的方向选择又呈现一定的随机性，因此它一直以来是诺奖体系中最难预测的奖项。与文学奖相比，它的受众有限，热度也相对不高。
总体而言，今年颁给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初看，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组合可能令人意外，两人相差一辈，几乎没有直接学术合作，但两人又以不同方式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石。霍尔的“消费随机游走假说”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决策，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提供了微观基础。伍德福德则以《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的基础》（简称《利息与价格》）完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整体理论构建，论证了央行如何使用利率政策并管理人们预期，来实现通货膨胀目标。
宏观经济并非独立于个体行为之外的“总量机器”，而是无数个体和家庭消费、储蓄、就业与定价决策的聚合结果。霍尔的理论说明，你如何根据对未来的预期安排今天的支出，本身就是宏观经济的微观起点；伍德福德则认为，央行之所以能通过利率和预期管理影响经济，正是因为政策信号会进入每一个家庭和企业的决策函数，改变他们的跨期选择。
下文为经济学者粱捷为我们带来的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述。
撰文｜粱捷
两位得主不是一代人，几乎没有直接合作
霍尔和伍德福德不是一代人。霍尔1943年出生，伍德福德1955年出生，两人差了一辈，也几乎没有直接的学术合作。霍尔已经80多岁了，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名。1978年，霍尔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论文《随机游走假说与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他开创性地运用理性预期和时间序列方法，证明了在持久收入假说和理性预期下，消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消费者只有在面对“未预料到的新信息”时才会调整消费，而可预期的未来收入变动并不会引发消费波动。这一发现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对消费函数和货币政策的建模方式。
后来霍尔又在应用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领域开展研究，学术贡献极为广泛。他的核心想法就是把消费决策、就业匹配等严谨的微观个体行为引入到宏观经济波动与政策分析之中。他长期参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的经济周期研究，一直做到2024年。他也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在学界享有极高的威望。现在他仍活跃在学术前沿。2020年，他发表论文，提出用福利经济学评估防疫与消费牺牲关系的理论框架。2023年，他又提出，在巨大的宏观冲击下（如疫情），企业调整价格的频率如何发生结构性改变，从而可能引发短期内的快速通胀。
与霍尔相比，伍德福德的突出贡献在于构建理论体系。他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2004年回到哥伦比亚大学。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了厚达800页的巨著《利息与价格》，这也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与当年维克塞尔一百多年前的巨著《利息与价格》同名，表明了伍德福德的学术立场。他用现代经济学工具重建了一个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框架，后来也被称作新凯恩斯主义，又叫新维克塞尔主义。这就是今天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所采用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
《利息与价格》
作者：[美] 迈克尔·伍德福德
译者：刘凤良 陈彦斌 于泽 等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3月
伍德福德是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而霍尔则是这套理论的重要先驱和奠基人。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发端于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至今不到百年。但无论凯恩斯还是之后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没能为宏观经济学提供扎实可靠的微观基础。后来的日子里，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先后挑战凯恩斯主义范式，提出偏向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新范式。这些范式各有所长，但也都有致命缺陷。到了伍德福德这一代，理论工具已趋于成熟。他吸收了新古典学派的“微观基础”，又保留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精神如“市场失灵”“名义刚性”，还提出了明确的政策建议，即中央银行有必要通过调整利率、管理市场预期来进行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所以他所倡导的理论被称作新凯恩斯主义。
纪录片《经济学大师》（2012）剧照，左起：马克思、哈耶克、凯恩斯。
霍尔：消费的“随机游走”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几代学者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凯恩斯当年认为，当前收入增加，消费也会随之增加。但凯恩斯的猜想并没有获得数据支持。随后，凯恩斯的反对者弗里德曼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凯恩斯的支持者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假说，都强调现代家庭会把一生的收入放在一起考虑。人们总是倾向维持平稳的生活，既然年轻时收入较低，就会借钱，工作时积累资产，退休后则开始动用储蓄。如果一个人突然得到一笔奖金，他也不会都花掉，而是会把其中一部分储蓄起来，留待以后使用。
《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波动和政策》
作者：[美] 罗伯特·E.霍尔
译者：沈志彦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霍尔就把这种跨期安排与理性预期结合起来，提出一种有力的检验模式。在他的设定里，理性预期的家庭必然已经把自身当时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都纳入消费决策中，未来消费的新变化只会来自新的信息。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2021）剧照。
比如你知道明年自己将升职，工资会有很大幅度上涨，那么当下你就会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不会等到明年确实升职后才提高消费水平。但如果你接收到一些意外信息，如自己突然失业，而之前从未想到自己竟有失业的可能，那么你可能会调整自己的消费。在这种设定下，最终的消费水平应当呈现随机游走（Random Walk）特征，而非平稳趋势。如此一来，霍尔提供了一种检验跨期消费的基准模型。这种模型可以用真实消费数据加以检验，并根据实际情况，在模型的设定上加以微调或改进。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块基石就此奠定。
霍尔顺着凯恩斯的想法，继续研究了经济衰退期间为什么失业率会急剧上升。他指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绝非简单的“现货市场交易”。如每天在马路边招日结工，那确实是短期交易。而签订劳动合同、按月发工资的工作，一般都包含长期的隐性契约。工人和企业各有所求，工人由于需要平滑消费，对于收入波动的承受能力极低，因而必定风险规避；而企业拥有更强的融资渠道和资产缓冲，相对风险中性。于是企业与工人达成隐性共识，经济繁荣时，企业不会大幅涨薪，省下的利润相当于“保险费”；经济衰退时，企业也不会大幅降薪，从而为工人提供稳定的实际收入保护。这种“保险效应”直接导致实际工资刚性。
霍尔后来又把金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他把创造岗位视为一种投资。企业现在支付成本，将来取得收益。把未来收益折算成今天价值时，还需要计算贴现率。经济衰退中，风险补偿要求上升，未来收入的现值下降，招聘投资也随之收缩。央行降低短期利率时，企业面对的融资条件恶化。因为银行提高了风险加价，投资者要求更高回报，企业也担心销售收入落空。于是金融市场中的恐慌传到劳动力市场，求职者只能面对更少岗位。
电影《上班一条虫》（1999）剧照。
伍德福德：货币供应量，还是利率？
霍尔在劳动力市场上做了很多研究，而伍德福德则主要把精力投入到货币市场和它的政策影响方面。他的《利息与价格》从利率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展开，把家庭安排的消费决策与企业定价决策放进同一个模型，再考察中央银行采用不同政策规则时，整个经济会怎样运行，从而完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整体理论构建。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央行必须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是伍德福德在《利息与价格》中开创性地证明，在高度金融化的现代经济体中，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作用已经降到极低。中央银行不需要控制货币总量，只需要控制短期名义利率，并通过影响“自然利率”与真实利率之间的缺口，就能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控制和经济稳定。金融高度发达以后，经济模式就会转入到“无货币经济”，维克塞尔当年已经预见到这一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已逐渐放弃严格的货币数量目标，转而使用短期利率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发展一直落后于实践，央行这些操作找不到理论依据。伍德福德的《利息与价格》的出版恰逢其时，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热潮。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央行纷纷转向新凯恩斯主义，一直延续到今天。
纪录片《经济机器是如何运行的》（2008）画面。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解释货币政策的影响。家庭消费决策面临的关键因素是实际利率。名义利率是银行公布的利率，实际利率还要考虑通货膨胀预期。比如你向银行借的房贷，贷款利率是4%，借款人预期未来物价会上涨2%，所以预期实际利率只有2%。但如果物价预期变成下降1%，那么实际利率反而会变成5%。所以通货膨胀预期会直接改变家庭今天的支出意愿。
同样道理，企业也会考虑未来的价格。企业今天定下商品销售价格，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都是这个价格。企业在确定价格时，必须判断未来成本、需求和竞争者的价格。商品销售价格调整起来没有那么简单，既可能与合同有关，也可能涉及搜集信息、重新谈判和改变销售安排的成本等。所以企业发现短期内需求出现变化，往往会先调整生产和用工，随后才逐步调整价格。
所以央行如果改变利率，家庭支出随之调整，企业也会调整生产与用工。但是各家企业调价所需时间不同。整体物价发生变动，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就可能出现偏离。刚刚调价的企业与尚未调价的企业，面对的销售情况变得不同。消费者和生产者又据此调整购买与生产，资源分配可能会偏离成本与需求所支持的合理状态，社会总体福祉因此产生损失。这里就体现出货币政策的重要性。适当的货币政策可能稳定物价，从而有助于减少资源配置的扭曲，保障社会的总体福祉。
伍德福德是当今“预期管理”理论最重要的推手。他认为货币政策的本质，就是管理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当前决定消费和投资的，不是今天的利率，而是市场对未来长期利率走势的预期。因此，他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政策规则。假如央行能保持高度透明度，也能清晰传达未来政策意图，即所谓的“前瞻性指引”，就可以极大地增强政策效果并降低经济波动。这套理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零利率下限”时期，直接成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推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
伍德福德通过三方面的工作构建了完整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第一，他为凯恩斯主义引入了微观基础。他的模型完全建立在“代表性家庭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这种分析方法又叫“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DSGE），今天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方法。第二，他发展了垄断竞争与工资粘性模型。因为企业只要不能实时、无成本地调整价格，名义利率变化冲击就会造成真实的实体经济效应。伍德福德在模型中引入了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和价格调整成本，准确地刻画了这种机制。第三，他提出了分析总需求如何在短期内影响总产出的框架。存在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市场无法瞬间出清，所以经济中的总产出在短期内确实会受到总需求的影响。这种机制就为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干预和平滑经济周期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新凯恩斯主义的构建
总结霍尔与伍德福德的工作，可以看到他们作为两代宏观经济学家，共同完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构建。在霍尔的全盛时代，理论工具还不够完善，所以他很少像伍德福德那样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去直接构建完整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但是他的研究为这种模型构建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纪录片《公司的力量》（2010）剧照。
首先，他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提供了核心的微观模块。霍尔的“消费随机游走假说”是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中“投资-储蓄曲线”（IS曲线）的数学与逻辑起点。可以说，没有霍尔对消费方程的理性预期建模，现代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就会失去其跨期消费和储蓄的微观基础。
其次，霍尔扩展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模块。早期模型普遍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它们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美的，无法直接解释失业率的变化。霍尔引入搜寻与匹配理论，提出了所谓“霍尔工资刚性”。如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普遍采用霍尔的方法，将失业率、岗位空缺率与通货膨胀整合进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再次，霍尔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粘性与垄断竞争提供了经验证据。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核心假设之一是“企业具有垄断定价权，且价格会高于边际成本”。霍尔在1980–1990 年代开发了测算企业垄断加价率的经济计量方法。他用实证数据证明了，美国绝大部分工业部门都存在显著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现象，且加价程度呈现逆周期或顺周期波动。这也为新凯恩斯主义关于名义刚性和垄断定价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而这些工作传递到伍德福德手上，他就以“微观粘性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为骨肉，以凯恩斯“调控利率而非货币”的思想为灵魂，完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构建。这种宏观经济理论仍不能算是完美，但已经彻底重构了现代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范式，也极大改变了我们认识宏观经济的视角。
作者/粱捷
编辑/罗东
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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