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厉王刘长之死谁之过？

余，太宗孝文皇帝苗裔也。读《汉书》，至楚元王、淮南厉王事，未尝不掩卷太息。高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剑定天下，封建子弟，郡国并行，本欲屏藩汉室。然，同属血脉至亲，楚元王以知止善终，淮南厉王以骄纵取败，何也？盖非独兄弟之情异，亦制度、心理、时势，相合相斥，乃成。

高皇帝与楚元王，君臣而兄弟者也。楚元王好书多材，从高皇帝起兵，常侍左右，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高皇帝不疑，楚元王不争。其封楚也，都彭城，辖三十六县，地大而富。然，楚元王不自行法令，不驱逐朝廷所置官吏，不截留中央赋税。此其智也。盖知：君臣名分，先于兄弟私情，知经济之权不可尽揽，知“知止”乃所以自全。故得善终，楚国文风亦盛。此乃名分早定、边界早立、利益分配不争之效也。

太宗孝文皇帝与淮南厉王，则兄弟而君臣者也。淮南厉王幼年丧母，由吕后抚养，性刚而骄。太宗以代王入继大统，仁厚谨慎；初践位，宗室至亲，不忍伤骨肉。淮南厉王入朝，与太宗同辇，直呼“大兄”。又袖藏铁椎，击杀辟阳侯；自为法令，驱逐朝廷官吏。太宗每宽赦之，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适削地。”太宗仁心太厚，未忍早裁。此非纵容，乃仁厚太过，兼以合法性初定，不欲以宗室之事，伤天下之心。然，系统之道，负反馈当在偏离之微；小恶不纠，大恶必生。淮南厉王见宽赦，以为无罚，益骄纵，终至谋反。群臣议死，太宗不忍加诛，迁之蜀郡，冀其悔悟。淮南厉王性刚烈，道中绝食而死。太宗闻之，恸哭自咎，曰之袁盎：“吾不听公言，以至于此。”又封厉王诸子，分淮南为三，以慰宗室。此可见太宗之仁，亦见其未早立边界之失。

于政治经济学观之，楚元王让渡部分经济自主权，不争剩余产品，故中央与封国良性耦合；淮南厉王自为法令、自行收税，争夺经济自主权，故中央与封国零和博弈。于哲学观之，楚元王知“兄友弟恭”与“君臣之义”可兼容，故不越位；淮南厉王以“高皇帝少子”之身份正当性，对抗太宗“现任皇帝”之政治正当性，终致撕裂。于心理学观之，楚元王有安全依恋，能升华、能认同；淮南厉王有早期创伤，焦虑而自恋，以骄纵试探底线；太宗则以宽纵，回避冲突，被动应付，终致双输。于系统科学观之，高皇帝与楚元王有负反馈纠偏，故稳定；太宗与淮南厉王纠偏失灵，正反馈放大，故失稳。

余以为，君臣与兄弟之处置，其要有八：名分先定，边界早立；经济权、行政权、军事权归中央，封国享赋税、尊荣；公域用君臣法，私域用兄弟情；小错即纠，大错不留；反馈及时，梯度响应；皇帝不怕背恶名，兄弟不逾规；用制度管关系，不用感情赌命运；为尊者讳而不隐其失，为亲者论而不苛其旁。

高皇帝之制，太宗之仁，楚元王之智，淮南厉王之痛，皆后世鉴者：恩不掩义，义不绝恩，则家国两全；名分不清，边界不立，则骨肉相残。此余所以太息也。

中岭 于丙午九月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