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2日上午，南京新街口大鸿楼剧场锣鼓喧天，一场文艺汇演正在热闹进行。后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焦急地等待接头人。当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先是一愣，随即昂起头，故作镇定地反问：“我就是荆有麟，你有什么事？”
“我是公安局的，你被捕了。”
荆有麟这个名字，在当时的南京公安系统如雷贯耳。他既是鲁迅生前最信任的学生之一，也是军统安插在文化界最深的一颗钉子。一个曾经追随鲁迅的进步青年，如何一步步沦为潜伏特务？故事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1923年，二十岁出头的山西青年荆有麟从猗氏县来到北平考入了世界语专门学校。当时鲁迅经常来讲课，讲的是《苦闷的象征》。荆有麟脑子灵活，听完课总要留下来问很多问题，隔三差五就往鲁迅住的地方跑。
1925年的时候这个学校就不办了，于是鲁迅亲自推荐他去京报馆当校对，并让他参加《莽原》周刊的编辑工作，经常到鲁迅家取送校样。
在《鲁迅日记》里，荆有麟的名字一共出现了322次，鲁迅给他寄过30多封信。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在鲁迅交往的年轻人中，能够如此高频地出现在他日记里的凤毛麟角。
真正让鲁迅对他刮目相看的，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的经历。当时鲁迅被通缉了，不得不离家避难了。他给荆有麟50块钱，让他帮忙把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安顿出去躲避一下。
“长安街东安饭店”，荆有麟为她们租好了房子。鲁妈妈担心家里两个女佣出问题，荆有麟干脆晚上住在鲁迅家里替他看守宅院。这件事之后，鲁迅对他的信任大大提高了。
鲁迅对荆有麟的提携远不止这些了。1927年12月的时候，鲁迅专门给蔡元培写信介绍荆有麟去拜见他，并且还给他推荐说让他到江北去接收改编那些散兵，信中都是说自己“本树人旧日的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很久了”。
鲁迅对荆有麟的印象从一件小事也能看出来。1926年的时候，荆有麟就从河南来了，他丢下两包东西就走了，说是“方糖，送你吃的”，可是鲁迅打开一看才知道是河南的特产杮霜糖。
后来在《马上日记》里写得也非常的妙趣横生说本想留着嘴角生疮的时候用，结果晚上忍不住吃了一大半。一个能让鲁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亲切提到的学生了，可见他和荆有麟的关系是很不错的。
然而，在鲁迅于1936年离世之后，荆有麟的生活轨迹开始悄悄地改变。
1939年8月，荆有麟由考选委员会派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防奸防谍训练班”受训，正式加入了特务组织。1940年他接到了第一个重要任务，监视郭沫若了。当时郭沫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沈钧儒、茅盾、老舍、田汉、翦伯赞都是文工会成员。
荆有麟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混进了特务机关。毛遂自荐当了郭沫若的秘书。郭沫若是这样回忆说，荆有麟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郭沫若身上，赶都赶不走。白天他跟沈钧儒、茅盾、老舍等人谈天说地；晚上他就跑到特务机关去写黑报告，详细记录谁坐了哪个座位，谁说了什么敏感的话，每周一次送到中统。
他的“业绩”相当毒辣，不仅密报郭沫若，还捏造苏联代表指使文化名人反政府的证据，蒋介石也秘密表彰他为最优秀的同志。
极其讽刺的是，荆有麟1942年写的小说《间谍夫人》被《新华日报》痛批“摆弄间谍的离奇和无耻色情”。一个真特务写间谍小说被公开骂了，堪称历史级黑色幽默。
1949年，国民党已经败局已定，毛人凤亲自找到荆有麟让他留下担任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并给他授少将军衔。他在南京夫子庙钞库街租了房子并且成立了“蹦蹦戏”的剧团作为掩护，带着特务和电台潜伏下来。
但当时南京公安局已经接到了密报，发现有可疑的电台信号了，当时的市长刘伯承就果断下达命令说：“先抓大的。”后来的副书记宋任穷也决定，“抓住他”以后就可以“敲山震虎”。
侦查员顺藤摸瓜，在话剧团演员阎杰那里得知，荆有麟每天上午会在新街口大鸿楼剧场后台碰头。6月12日上午，警方张网以待，荆有麟被抓住了。面对铁证，他对间谍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4月29日，他被依法处决了，终年48岁。
许广平得知后，痛斥他是“子系中山狼”。荆有麟的《鲁迅回忆》至今仍是研究鲁迅的重要资料，但他本人却背叛了鲁迅所代表的一切。那个曾经在鲁迅落难的时候替他看守宅院的年轻人，最终成了鲁迅最痛恨的那种人。才华与选择背道而驰，留下的只有一声叹息。
回望荆有麟这一生，他本可以凭才华在文学史上留名，却偏偏选择在暗处编织罗网。鲁迅教他作文，更教他做人，可他终究没学会“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骨气，反而把聪明用在了告密与伪装上。
从替鲁迅看守宅院的青年，到潜伏郭沫若身边九年的军统少将，再到南京大鸿楼剧场被戴上手铐，他每一步都在远离先生所期望的路。
历史没有如果，却有镜鉴：一个人若丢了良知，再高的才华也不过是助纣为虐的工具；若背叛了信仰，再深的师生情谊也终成反讽。荆有麟的名字，如今只提醒后人——选择，永远比天赋更决定一个人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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